第四篇 口號與中國：“農業學大寨”

第四篇 口號與中國：“農業學大寨”

(首播：1999年10月2曰）

1964年毛澤東向全中國發出號召：“農業學大寨”

前面談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家喻戶嘵的口號“工業學大慶”。當時還有另一個盡人皆知、與“工業學大慶”整齊對幛的口號，是毛澤東1964年向全中國發出的號召一“農業學大寨”。

‘文革’結束，大寨“神話破滅，受中共“集體化”、公社化“奴役、剝削的中國農民開始了自救之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户農民冒著坐牢殺頭的風險，立據發誓“分田到户”、“包產到户”，在全中國第一個解體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制度。

大寨農民企業家趙華曉先生憶當年的歌聲

(農民企業家趙華曉先生的歌聲）
學習大寨，趕大寨，
大寨紅花遍地開。

趙華嘵先生在回憶自己的經歷時，唱起當時很多中國人都會唱的歌唱大寨的歌曲。

(趙華曉唱，錄音）
一道清河水，
一座虎頭山，
大寨就在那個山下邊。
七溝八樑一面坡，
層層梯田平展展……

郭鳳蓮、趙華曉憶當年：苦幹實幹改造自然，吃冰碴飯、棒子麵，冬天沒蔬莱

大寨位於晉中地區的山西省昔陽縣，這個村子處於石灰質的土石山區，土壤貧瘠，水源缺乏，自然條件很差。五、六十年代只有六、七十戶人家的大寨村農民，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帶領下修山改土。

當年大寨“鐵姑娘”，如今的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回憶説：“中國人都是很窮的，在那個‘一窮二白’條件下，我們自己動手改造大自然，那是很不容易的呀。回想起來當時吃不飽、穿不暖的，現在也不想多回憶了，因為太苦了。”

生長在大寨的農民趙華嘵，回憶他童年時的大寨和當年的大寨精神。

趙華曉：“我記憶的大寨，是個破破爛爛的大寨。印象最深的是老一輩苦幹實幹改造自然的精神。每天在地裡吃兩頓飯，中間為了修梯田，就在地裡吃冰碴飯。當年的生活不怎麼樣，到冬季我們這兒幾乎沒有新鮮蔬菜，吃的就是棒子麵。”

主持人：“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什麼時候？”

趙華嘵：“1978年吧。”

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説起

“農業學大寨”是毛澤東1964年向全國發出的號召。大寨這個只有六、七十戶的小村子，是怎樣成為當時中國農村學習榜樣的呢？話還要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成立説起。

(插播：歌曲《毛主席來到咱農莊》錄音）
麥苗兒青來，菜花兒黃，
毛主席來到了咱們農莊千家萬户齊歡笑，
好像那春雷響四方……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全國“大躍進”高潮中先後視察河北、山東、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在與山東當地負責人談話時説：“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新華社發表了這一談話，於是全國各地相繼出現成立“人民公社”的
熱潮。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報導；全國農村基本實現人民公社化。當時的口號是：“人民公社是橋樑，共產主義是天堂”。

(續播歌曲《毛主席來到咱農莊》錄音）
主席的話兒像太陽，
説得咱心裡亮堂堂，
主席對咱微微笑，
勞動的熱情高萬丈。
鼓足幹勁大躍進，
齊心建設咱新農莊……

農民薛先生：“大躍進”時期河南農村經歷

今天，很多50歲以上的中國人還清楚地記得在“大躍進”時期的農村，自己所經歷的事情。
“大躍進”時期在河南家鄉的農民薛先生説：“哎呀！那時候吃大鍋飯，集中幹活，就那幾年搞窮了，把社員搞苦了。

“颳‘共產風’，幾百口子人在一塊地裡幹活。‘嗚嗚嗚’一下子跟風一樣上這地裡幹去了，幹完之後又上那個村去幹活。浪費時間，大家都瞎糊弄，越糊弄越不行。那時候，老百姓生活挺苦，吃不飽，後來又吃‘大鍋飯’，更不行。喝那‘照人湯’（稀得能照見人影）’人都痩得夠嗆，一點勁都沒有。牲口餓死了不少。

“本來玉米苗長了有兩扎高了，颳‘共產風’叫薅掉，栽地瓜。那時候老百姓算個啥？老百姓怎麼説——
“ ‘擁護地裡滿天星，反對地裡一窩蜂，水利化帶來鹽鹼化，生產瞎指揮。’那時確實是這情況。

“牲口集中飼養，幾個村的牲口都搁一個地方飼養，能喂好嗎？地裡連草都不長了，有啥草喂牛餵牲口？老百姓人心都散了。”

毛澤東不相信“大躍進”失敗，重視集體經濟的“成就典型”

緊接著“大躍進”之後的是三年大饑饉。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敎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丁抒博士説：“中國在‘三年大饑荒中’至少餓死了 3000萬人”。

據《口號與中國》一書記載，“三年大饑荒”使不少人對人民公社失去信心，對此毛澤東是不能接受的，他不相信“大躍進”、“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失敗，因此，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成就和典型極為重視，1964年大寨的事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認為，大寨經驗證明，人民公社制度優越無比。

曾經參與起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現在台灣淡江大學任敎的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阮銘先生，對毛澤東在1964年提出“農業學大寨” 口號的背景，做了一些分析。

阮銘先生説：“毛澤東提倡學大寨，還是從他的一個基本思想，農業、工業上要求作為‘一大二公’，大寨就是這麼一個典型。‘三年困難’以後，一般農村裡的生產規模都縮小了，以生產隊為基礎。大寨當時屬於比較突出的典型，它是以生產大隊核算的。”

阮銘先生：國家投人很多資金，把大寨弄得很假，學大寨造成全國性災難

阮銘先生認為：“陳永貴開始的時侯還是比較努力的，他們在災後重建的時候修梯田，確實修得很好。開始是艱苦奮鬥的事蹟，當時大寨農民確實表現非常好。

“但是，後來人為地把大寨作為全國的典型，實際上投入了很多國家的資金，把它弄得很假。全國川流不斷地去參觀，大家都要學大寨，而且大家都要種糧食，都要修梯田。

“後來一直推廣到海南島也要學大寨，原來人家種果樹，都要變成種糧食，那裡根本不適合種糧食。

“山區都要搞梯田，把緣化的樹木都砍伐掉。後來實際上造成了全國性的災難，對全國的生產力的破壞是很厲害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也很厲害。”

毛澤東逝世，中國農民和各階層命運發生重大轉折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大寨人的命運隨著“農業學大寨”口號倡導者的逝世而發生了重大轉變。中國大陸農民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命運也隨著最高統治者毛澤東的逝世而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插播：歌曲《祝酒歌》錄音）
美酒飄香歌聲飛，
朋友啊請你幹一杯，
請你幹一杯。
勝利的十月永難忘，
杯中撒滿幸福淚......

阮銘先生：中國的問題，毛澤東有責任；如果制度不改，別人也會犯錯誤

阮銘先生認為：“中國的問題，毛澤東有責任，但是更根本的，決定性的問題是制度，如果制度不改，像毛澤東這樣的人犯錯誤，別人也會犯錯誤。

“鄧小平當年出來的時候還沒有權力，他開始掌握權力是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過程中間也是因為民眾的要求，民眾的願望就是要改變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包括像農村裡的‘包產到戶’ ’到後來的所謂‘特區’……一開始不叫特區，只是一些來料加工。

“據我的瞭解和接觸，都是從下面開始的。有一個説法稱鄧小平是‘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自己也講過，並不是他設計的。

“像‘包產到戶’，一開始就是安徽的農村搞起來的，是安徽一個生產隊，開始決定要搞‘包產到戶’。‘包產到戶’過去毛澤東講過是修正主義的。所以，這些村民就立下字據。”

嚴後昌先生：要飯、餓死人的安徽鳳陽我們小崗村

關於1977年底在中國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安徽鳳陽小崗村貧苦農民的這個悲壯的、永載史冊的故事，讓我們聽當事人自己來講吧。

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帶頭人，村長嚴俊昌是一位在村裡很有威望的農民。

嚴俊昌先生説：“我是隊長，我們村那時吃糧靠國家，要飯的常年不斷，有些人確實餓得不行。我們的政策缺乏一點真理。集體生產搞不好；靠國家，這個收入達到多少也是空喊。結果造成我們人民説大話。

“從1958年、1959年、I960年小崗村就餓死了 67人，死絕的有6戶。我們仍然還在受饑餓，我們18戶有8家無糧，就靠去討飯度日，有的不會討飯，就餓死在家裡。”

(插播：民間歌曲《鳳陽花鼓》錄音）
説鳳陽，道鳳陽，
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賣螺馬，
小户人家賣兒郎。
吾家沒有兒郎賣，
身揹花鼓走四方……

嚴後昌先生：我就是犧牲也要救活大家的命，按手印、發誓，分開種地

嚴俊昌先生回憶自己所在的小崗村70年代的狀況：“老年人不能出去要飯，餓得在家裡腰都直不起來，小便都夾不住。我實在看得不忍心。

“我認為，當幹部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不能兩頭討巧。我做生產隊長往往覺都睡不著，老年人餓得這樣，小孩餓成這樣，叫他吃什麼呢？吃樹葉子，吃芋頭，臉都吃得腫胖胖的……

“這是我深深的感受，自己就是犧牲也要救活大家的命。”

冒著風險帶領大家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嚴俊昌説：“最後我考慮，怎麼救活我們小崗村人的生命？要想救出來，大家只有分田到戶，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政策不允一‘社會主義的車輪是往前滾的’，而不會隨便能拉倒車，那是犯法的。

“可我想，管它往前滾往後滾，只要能滾飽肚子，只要能救活小崗人的生命，我們就分田到戶，肯定是‘現行反革命’，我們隨時隨地會去坐牢殺頭。

“當時在這種環境下，我召集了 18戶，按了 18個手印。大家決定，我們靠國家是靠不住的，已經餓死了這麼多，幹部要倒楣怎麼辦？幹部真正坐牢，我們就去送牢飯，也可能殺頭或槍斃。

“大家認為，如果真正走到這一步，我們也不孬種，你為了救活了我們的命，我們保證養活你幹部的小孩到18歲。18戶訂的這個協議，我很受感動。我認為，我死也是值得的。

“就這樣大家都按了手印，也是保密的，大家當時發誓‘如果哪個講出去，不是個娘養的’。這樣，我們在1977年底就分開地了，1978年正月、二月大家按的手印。”

嚴後昌先生：小崗村“包產到戶”得到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

嚴俊昌先生説，幾經周折歷險之後，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得到當時的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

嚴俊昌：“我説‘萬書記啊，你也不給我紅頭文件，你走了地方上要治我怎麼辦？我要被逮去，我還上哪裡能找到你萬里呢？’當時萬里説‘不錯。我沒有文件給你。但是，人家要找你麻煩，你就這樣講，我這個辦法能解決吃飽肚子，可能對國家還有貢獻。如果你的辦法比我的辦法強，我就學你的，如果你還想不出好辦法，你來學我的’。

“那年打場完了之後，當年我們就收糧18萬斤，賣餘糧6萬斤，油料賣了 3萬斤。從目前來講，小崗人吃的是餘糧，燒的是陳柴，家家住的都是瓦房。過去是人拉犁，現在我們小崗生產是半機械化。”

(插播：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錄音）
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盪，
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滿，
一片冬麥，一片高粱……

“包產到戶”普遍推行，極大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

“包產到戶”，也就是“聯產承包制”在中國大陸的普遍推行，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最終，把在長達20多年裡被無數次歌頌的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送進了墳墓。

(插播：歌曲《社員都是向陽花》錄音）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員都是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
藤兒牽著瓜……

趙華曉先生：“承包到戶”是資本主義，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人民公社”解體多年之後的大寨，一家村辦企業負責人，從小生長在大寨的趙華嘵先生談到最初實行“承包制”的心情和今天的生活感受。

趙華曉先生説_：“那是₁₉₈₁年吧，作為我們農民來講，主要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概念不清。覺得‘承包到戶’好像就是資本主義，沒有理解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為，當時都是集體化，一下子分到個人，那不是跟舊社會一樣了嗎？

“但是，現在看來這‘承包到戶’還是對的。我的家庭現在農業這塊兒，還有土地種。我們都在村辦企業，所以增加了經濟收入。我的生活水平現在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鮮蔬菜，這是以前沒有的。”

大寨“鐵姑娘”郭鳳蓮：當年的老英雄們，今天大寨人的生活

現在我們請當年大寨的“鐵姑娘”，今日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郭鳳蓮，談談今日的大寨。她先提到幾位現在還健在的，當年很多中國人都熟悉的大寨老英雄：“現在健在的還有三個人：宋立英，老婦女主任；副書記梁卞良，那時候稱他為‘鐵肩膀’；還有一位是管民兵工作的。他們都是70多歲了，身體還挺好。陳永貴不在了，隊長賈承讓也不在了，賈進才也不在了”。

談到“承包到戶”以來，大寨的發展，郭鳳蓮説：“80年代大寨也有所發展: -但是，沒有90年代的步子大。現在大寨的生活也滿好的，人均年純收入3000元。這個企業還挺好的，我們在1983年就已 經分田了。”


主持人: “大寨人感到‘承包到戶’對大寨的農業發展是有利呢，還是不利呢？ .”

郭鳳蓮: “現在已經習慣了，一樣”。

主持人: “從改革開放以來，這個農業政策的變化，您自己的感受如何？”

郭鳳蓮: “我感到還可以吧。”

主持人: “對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你們有沒有什麼感受？”

郭鳳蓮: “不良風氣慢慢糾正吧，都沒辦法，我們也沒辦法。那個咱們就不要多講了吧，我講不清楚。”

中國大陸農民分化成幾個階層

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改革中的農村與農民》一書序言中談到，中國大陸農民已分化成農業勞動者、農民工、僱工、農村智力勞動者、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管理者、農村管理者和外聘工人等幾個階層。

江蘇永鋼集團董事長吳楝材先生就是一位農民出身的企業家。吳棟材先生説^：“我們江蘇永鋼集團的前身是一個村辦企業，原來我們這個村在1978年之前是一個貧困村，而且是一個小村。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時候人均分配在68塊錢一年。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開始搞副業，後來搞工業，1984年辦了一個軋鋼廠，目前我們這個軋鋼廠是中國境內螺紋鋼生產的尖子，除了首鋼以外，第二就是我們。今年的銷售大概在25億元左右，利税超過一個億。鄉鎮企業辦起來以後，農民得益是最大的。”

(插播：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錄音）
我們的理想，
在希望的田野上，
禾苗在春風輕苗壯成長......

嚴後昌先生又發出新倡議：突破一家一戶耕作模式

就在很多人為中國農村的發展大唱讚歌的時候，當年冒險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村長、現在的鳳陽縣農委副主任、小溪河鎮主任嚴俊昌談到目前農業存在的問題和他的憂慮。

嚴俊昌先生認為：“我們就是靠土地，國家糧價如果高一點，農民收入就高，如果糧價低，收入就低，靠國家怎麼樣來調控吧。糧價，稻子六毛錢一斤還能將就，小麥要六、七毛錢一斤還能將就，如果再要下降，種糧食恐怕只能保本。”

嚴俊昌還特別提到農民“賣糧難”問題。他説：“小崗是知名度高，小崗生產的糧食賣掉了，但是其他糧食要賣掉很困難。雖然上面給了保護價，但保不住呀！糧站沒有那麼多錢，口頭上收糧食，實際上不收糧食，農民把糧食拉來拉去，受了不少罪，終究還是賣不掉。如果國家不拿出果斷措施，農民的積極性可能要下降。”

在提出了以上預警性的建議之後，嚴俊昌這位當年冒著生命危險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勇敢的中國農民，現在又發出了在土地上進行新改革的倡議，而他所倡導的，恰恰是突破他20多年前冒著生命危險追求的一家一戶的耕作模式。

嚴俊昌説：“我認為，中國一定要像外國學習，外國有人種幾千畝地，還有旅遊時間。要想在農村真正走向小康富裕道路，在土地上面可能還要來第二次的改革。一家一戶幹，必然有勞動力的浪費。土地要整平，小田要變成大田，全面機械化，把勞動力省出來，搞好企業。如果還抱著一家一戶種下去，我認為沒有什麼大的希望。”

國營農場大農業向農村看齊，一刀切“包產到戶”之後

20多年前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嚴俊昌，今天所説的一席話到底有多重的分量呢？

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國六、七十年代機械化程度比較高的黑龍江省國營農場，在向農村看齊，一刀切實行“包產到戶”20多年之後的境況。

老職工于女士 ：現在種地負擔重，種地不掙錢，誰還敢種？——

農場老職工于女士： “一畝地的投資，種子、化肥和機械作業費就要300塊錢，現在種一畝地要賠二、三十塊錢，地錢漲價了，糧食掉價了。

“從春節到現在，我們才開了 3個月的支，地價漲得太高。現在哪個當官的不是月薪五、六百塊錢，不增加費用啊？開支大了，什麼都出在地價裡。原來連場長……誰坐小車？現在連副職幹部都坐小車。現在種地的負擔挺重，這個攤子不好收，就這樣種地不掙錢，誰還敢種啊？”

年輕職工譚女士：賣糧難——

我們再聽聽農場年輕職工譚女士談他們那裡的賣糧難。她説：“農民手中的糧食現在都在大囤子、小囤子穴著，到冬天，到明年，如果糧價還起不來，明年還得種地，就得低價賣出去。”

農場幹部馬先生:轉業到農場40多年，賣了糧食付不清三角債——

下一位接受採訪的是1958年進軍“北大荒”的10萬轉業官兵中的一員，馬先生。他是農場的中層幹部。

馬先生説：“1958年的時候，是毛主席統一號召，經過領導批准，黨團員帶頭來到‘北大荒’。在國營農場呆了 40多年到現在，孩子現在都大了，有的娶個媳婦都困難。

“戰友啊、朋友啊過年過節聚到一塊兒就説這些事。現在看來，農業種糧不太行，工業也不很行。一部分職工家庭生活也很不好，在農場是普遍的，一般都欠到一萬來塊錢。”

訪當年“知青”夫婦：當年我們付出的努力好像都付之東流了

就在“北大荒”這片廣袤的土地上，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共有約220萬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哈爾濱、杭州等各地的“知識青年” ’和在全國農村的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 一樣，在“上山下鄉”中付出了他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北大荒”的一部分國營農場曾經一度被編制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

(插播：歌曲《兵團戰士之歌》錄音）
兵圑戰士胸有朝陽，
胸有朝陽。
屯整戍邊，披莉斬棘，
戰鬥在邊疆。
毛澤東思想哺育我們茁壯成長，
祖國大地山山水水，充滿了陽光......

前不久，返回城市多年的“老知青”們組成“回訪團”，攜兒帶女，舊地重遊。他們又有哪些感想呢？請聽在北京從事企業管理的一對夫婦徐女士和劉先生的談話。

徐女士 ： “‘北大荒’變化不大，而且比以前我感覺是破落了。我們剛一去就覺得挺淒涼，老職工見了我們就哭，他們説，你們在這兒受了這麼多苦，現在我們的孩子都沒有你們當年那麼能吃苦。

“我在‘北大荒’呆了 10年呢！那兒的情況這幾年不是很好，老百姓連有線電視都沒有，安不起。我們這些‘知識青年’回來以後，給他們湊了 10萬塊錢，給他們裝了有線電視。看著人很親，地也很親切，但是我們心裡很不好受。

“後來，我們直跟隊長説‘我們回去贊助你們一套電視設備，你一定要讓老百姓能看得上’。我們就怕他們這些幹部給占了。

“這次我們帶兒子去了 ‘北大荒’。兒子剛一去不理解，我們想讓他受受敎育。他一看，呀，挺荒蕪的。他説：‘這就是你們魂牽夢繞的地方啊？這有什麼呀？’

“後來，我們在那兒呆了一周，他有感觸了，他説：‘你們把青春都獻給這兒了，現在你們再獻什麼都不過分了。’

“我們現在都是50歲的人了，等於我們這一輩子都為這個社會主義拼命。現在（在北京）’我們3 口人，1間小平房，兒子19歲，上大學，我們睡吊床。”

劉先生：“唉！這次回‘北大荒’看看，確實不像想像中的那麼好。主要是人心的那種渙散，挺不得了。我還有這麼一種感覺，當初那麼玩命建設‘北大荒’ ’結果，現在‘北大荒’成這樣了，當年我們付出的那些努力好像都付之東流了似的。”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mind-62-090820091619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