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紀念“中國的良心”——劉賓雁

第四篇  紀念“中國的良心”——劉賓雁

(首播：2005年12月10日）

中國著名異議作家割賓雁先生在美國逝世

美國東部時間2005年12月5日凌晨，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記者、作家劉賓雁因患癌症在美國新澤西州逝世，享年80歲。

劉賓雁1925年生於中國長春。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在《中國青年報》任記者期間，因發表《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樑工地上》等文章，被打成“右派”開除出中國共產黨，被禁止寫作長達22年。

1979年他在“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後不久，即發表報吿文學《人妖之間》，揭露社會腐敗問題。1980年劉賓雁進入《人民日報》任記者。上世紀80年代，他又發表了《第二種忠誠》等多篇報吿文學，被很多人讚譽為“中國的良心”。80年代中期，劉賓雁曾經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87年劉賓雁在中共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再度被開除出黨。

劉賓雁肖像

晚年流亡異域、思國心切、病重也未能被允回國的劉賓雁，在去世5年之後，屢經波折，其骨灰終移回故國，2010年12月22曰於北京安葬。但中共當局禁止在墓碑刻上他生前自擬的墓誌銘：“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説了他自己應該説的話。”

1988年劉賓雁獲“尼曼獎學金”到美國從事為期一年的學習研究。在此期間北京發生了八九“六四”屠殺。由於劉賓雁發表批評政府的文章和言論，中共當局不允許他回國，劉賓雁先生與太太朱洪一直旅居美國。

多年來，劉賓雁繼續為多家報刊撰寫有關中國的文章，編輯刊物，在美國的大學中從事研究工作。他是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第一任會長。最近幾年，劉賓雁先生還擔任自由亞州電台特約評論員。

回放：割賓雁夫婦在“心靈之旅”節目中受訪，回顧人生經歷

劉賓雁先生生前多次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在兩年前一次節目裡，78歲的劉賓雁回顧他走過的人生道路。

劉賓雁：“關於我本人走過的這條路，很有中國的特點。我在78歲的今天走到的這個地方，現在還不是終點，已經接近終點了。那麼跟我十幾歲的時候所夢想的那條路幾乎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從十一、二歲就想當一個最有名的演員，後來又想當一個最了不起的作家，有世界榮譽的這樣一個中國的大文豪，哈哈！但是後來我的經歷、中國的命運、日本的進一步的侵略、整個國家的災難，一步一步地把我推到了一條我所沒有想到的道路上來。那就是做記者，然後1957年被打成‘右派’，22年完全跟中國社會隔離了。”

劉賓雁的太太朱洪原是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她回憶劉賓雁先生被打成右派後，家庭所經歷的艱難。1957年的時候，朱洪女士是《中國少年報》的編輯。

朱洪：“1957年開始‘反右’鬥爭，到了 1958年做出了結論，劉賓雁是屬於‘極右’，要到農村裡邊去勞動改造。我記得是過了春節，大概是春天的時候，‘右派’就下放到農村去了。頭一年是到山西，第二年是到山東，都是每年春天時就走，到了冬天時就回來了。

“我還在北京，帶著兩個孩子。他姐姐的兩個孩子也送到我們家來，因為他姐姐很早就守寡了，她孩子多，家庭經濟有困難。4個孩子加上我全部生活靠我的工資。因為劉賓雁那時就沒有工資了，只有生活費20元，還是15元，夠他自己生活就很不錯了。他姐姐也因為他的關係，思想不通，説‘我弟弟怎麼可能成為右派？’結果他姐姐也被打成‘右派’，她的生活就更加困難了。

“劉賓雁有個老父親，那時也60多了。我們也需要過年過節對他有些幫助，經濟上就比較緊張。”

劉賓雁被打成“右派”後，不得不放下寫作的筆，他和他的家人在艱難的生活中度過了 22年。

劉賓雁：“那22年我當然更不會想到，有一天這個‘右派’問題會‘平反’，很不徹底的平反叫作‘改正’，然後我又有一次可能，回到新聞界。當然也更沒有想到1979年我還沒有到《人民日報》工作的時候我所發表的一篇《人妖之間》大概也就是3萬多字，居然會在全國引起那麼大的震動。比我1956年發表的《在橋樑工地上》引起的震動要大得多。

“發表了這個之後，我又繼續寫這類作品。”

王康先生：作家割賓雁在《人民日報》宿舍接待信訪，幫助上訪者

現在住在四川重慶市的一位民間思想者王康先生20年前他剛剛讀到劉賓雁報吿文學作品的時候，還是一位大學生，後來到北京幫助劉賓雁先生處理過讀者來信。

王康：“每一封信充滿各種各樣的冤屈、悲劇，是中國四面八方的。大多數信寫的都是囉里囉嗦的，劉賓雁那時候就希望我給他收拾一下。然後按照不同方式發到不同的單位、機構去，看能不能多多少少給這些中國的很不幸的人，做點事情。這樣就和劉老師有比較近的接觸。

“當時劉賓雁住在《人民日報》小莊宿舍裡，他家裡經常來一些客人，就是那些説話也説不清楚、沒什麼文化的各地來的上訪人員。穿得破破爛爛，攜兒帶女的。劉賓雁是不厭其煩地拿出他那個小本子，記怎麼回事情，有什麼要求。走的時候，他經常和他的夫人朱洪老師給他們一點‘糧票’、給點錢，給點衣服。這種事情太多太多了。

“我當時就覺得，可能全中國只有劉賓雁這種作家在做這種事

回放：劉賓雁夫婦在“心靈之旅”節目受訪，回憶接待上訪者和再次被開除黨籍

劉賓雁的太太朱洪也忘不了那段日子。

朱洪：“很多人來找他。有的人一清早就坐在我們家門口的樓梯上，堵著門。其實劉賓雁在家的時間很少，出去採訪的時間非常多。當時好幾個春節都沒有在家過。有時夏末秋初時出去，穿著很單薄的衣服，説‘我很快就回來’。結果，到了外頭就回不來了，一件事接著一件事。最後就跟人借一件棉大衣，很狼狽地回來了。也有在報社門口去截劉賓雁的。當時要談的話，就是一天有36個、48個鐘頭也談不完，很多人。”

回顧人生經歷，劉賓雁説“是中國社會把我推上了這樣一條道路，，。

劉賓雁：“老實説，能夠僥地幸活下來，還能夠做出一點值得大家記得的一些事，這個人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有人説我怎麼勇敢，其實並不。我是一個相當膽小懦弱的人，為什麼變成今天這樣一個我呢？我想過多少次，我認為應該歸功於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是他們把我推到這條路上來的。然後就走上了不歸路。

“開始我看不到危險，等我看到有危險的時候，我已經退不回來了。因為我發現後面推著我往前走的力量非常之強大。那些官僚的力量有限，雖然權在他們的手裡。

“我受到第二次懲罰，1987年被開除黨籍，這些都是沒有料想到的。但被開除黨籍，我一無所失。我得到了很多很多東西。”

回放：劉賓雁夫婦在“心靈之旅”節目受訪，談流亡海外的生活工作與夙願

儘管如此，對於流亡海外，劉賓雁認為：“現在在海外過了 15年，我認為是我人生中最不幸的事情。第二次離開了中國社會，而這次是離開得更加徹底，離開了中國的土地。幸好我從小對世界就有很強的好奇，和求知欲。所以我自學了一點外語。假如我不懂英文、俄文，我這15年在美國就太不幸。”

劉賓雁談到出國後的寫作和工作：“從1988年我離開大陸到現在，僅僅是在1990年前後出了幾本書。一本是中文的我的自傳，一本是英文的也是自傳，跟那個（中文）不太一樣，後來又出了其它版本。另外出了我的講演集，我與別人合寫的一本關於‘天安門運動’的，都是英文本。

“我大部的時間是用來編兩個刊物，一個叫《中國焦點》，每月出一小本，是給西方世界的，幫助他們瞭解中國的真實情況，編了 7年―。

“另一個刊物是給國內朋友看的，叫《大路》也是每個月出一期，編了兩年，這個中文刊物我認為很重要。那時電腦網絡還沒有普及，只能印刷。在美國編了拿到香港印，因為香港印刷和紙張都比較便宜再有熱心的朋友義務把它從香港運到國內。

“哎！但是可惜，後來因為國內的郵政檢查非常嚴格，很多人收不到，已是無效勞動，後來就停下了。”

劉賓雁的太太朱洪説，到美國15年來，劉賓雁的思想沒有離開中國。

朱洪：“來到美國以後，他就不放棄任何一個能夠知道中國情況的機會，另外也很注意國外的能夠被中國所借鑒的一些經驗和敎訓。總之，他的思想可以説沒有離開中國。”

劉賓雁先生也談到他心中一個未了的夙願。

劉賓雁：“在我的內心深處，老實説有時候安靜下來，我是很想寫一本小説。總覺得中國這樣多的苦難，應該是有一部作為真正無愧於這個時代、無愧於我們人民所遭到的這樣一些災難，到現在我還看不見运樣一■部小説。

“我自己已經到了人生的風燭殘年，所以我恐怕也沒有可能寫這部書了。”

割衡女士：大家説割賓雁是“中國的良心”，我是非常同意的

得知劉賓雁逝世的消息，他的許多同事、朋友、讀者和各界人士紛紛表達悲痛懷念之情。

我先採訪了劉賓雁先生原來的一些同事。原《人民日報》記者劉衡女士，也曾經被打成“右派”。劉衡女士談她聽到劉賓雁逝世消息後的心情。

劉衡：“非常悲痛。他比我還小3歲。我跟他在一塊兒工作了七、八年。他家就住在離我很近的地方。”

主持人：“您最早認識劉賓雁是在什麼時候？”

劉衡：“50年代我就知道他。我非常敬佩他。‘右派改正’以後，他就調到我們《人民日報》記者部，1980年我們就認識了，第一次見面。”

主持人：“您對劉賓雁先生有些什麼印象？”

劉衡：“他寫起稿子來挺厲害，可是他對大家、對領導都是挺和氣的，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見。”

主持人：“您對劉賓雁的一些報導有印象嗎？”

劉衡：“我當然有印象。最早50年代對《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樑工地上》印象很深。那時候我也當記者，我説‘我怎麼就看不出問題來，他怎麼能那麼尖鋭’，我很佩服他。以後他來到記者部，他也是看到很多問題。我也當過‘右派’，他對我也有印象。有次有個稿子，刊登表揚我一直説真話，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右派’。一次看到我，他説‘向劉大姐致敬’，他説他也做不到，當時承認自己是‘右派’，受不了那個壓力，所以他對我印象也不錯。

“可是我還是寫的表揚稿子多，他就是揭發那些黑暗陰暗，所以我很佩服他。

“後來成立了 ‘機動記者組’，我們又在一起，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特長寫稿子。

“在成立會上，大家説‘劉賓雁，你就寫報吿文學，你不要寫什麼新聞了，你寫報吿文學影響大，你專門寫這個’。我印象很深，領導都是這麼跟他説。

“以後一直到他被開除黨籍，我們都不同意，為他説話。但是不行，因為是鄧小平決定的，一定要執行，不經過大家討論，就把他開除黨籍。不久，他就到美國去了。

“以後出了劉賓雁先生在海外編的刊物，給我寄了幾集，以後就沒有聯繫了。

“他對中國還是很有感情的，也願意對苦難的中國做點事情。

“他女兒就住在我們附近，她説想去探親，不允許；他願意回來，我們也想他回來，可是不讓回來，這是很不應該的。特別是他病了以後。”

主持人：“您對劉賓雁先生後來在海外的情況瞭解得多嗎？”

劉衡：“我瞭解不是很多，但我看他還在不斷地寫文章，寫得還是挺深刻的。到美國後，他的文章大家看得並不太多，封鎖嘛，不讓看這些有良心的中國人發言。不光對他，大陸不是也有很多東西不能發表嗎。

“大家説他是‘中國的良心’，我是非常同意的。”

主持人：“您在國內媒體有沒有看到劉賓雁逝世的消息？”

劉衡：“我沒看到。”

劉曉波先生：我們這代人是受過割賓雁作品恩惠的人，有啟蒙作用

劉賓雁先生生前曾經擔任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第一任會長，筆會現任會長、在北京的著名作家劉曉波先生得知劉賓雁逝世的消息，談他內心的感覺。

劉曉波：“我的感覺是一種悲憤交加。我們這代人是受過他作品恩惠的人。他當年的那些作品給我們這代人……那時我們很年輕……都有一種啟蒙作用，使我們認識到這個制度的黑暗、權力腐敗的罪惡。

“同時他以前的經歷也對我們是一種人格的召唤。從讀過他的書……而且我兩次見過劉賓雁先生，他過世，當然就感覺到挺悲傷的。從另一方面講，我感到特別氣憤，因為賓雁晚年有一個特別大的願望、特別在他得了病開刀以後，他就特別想回到國內，有兒孫與他常伴。他曾經寫過信，這樣非常低調的人倫、人情人性的要求，卻被現政權拒絕了。我就對於這個政權的這種完全反人性、甚至反人倫的這種冷酷，我覺得非常叫人氣憤。同時也有一種心酸的感覺。”

劉曉波先生説，其實他在政治觀點方面與劉賓雁先生有些分歧。

劉曉波：“嚴格地講，賓雁他的那種帶有濃重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和社會主義色彩的民主，本身我就覺得這是個惇論。證明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建立起來的制度、理想本身本質上就是反民主的。這是第一個分歧。

“我對賓雁先生的敬重就是在中國這種體制下，中國是一個盛產‘精明人’、‘小聰明’而缺乏大智大勇的這麼個民族、國度，所以黨內的知識分子中的機會主義和犬儒主義是他們最願意選擇的兩種生存方式。而賓雁先生恰恰在為人、為文這方面他言行一致，是一以貫之的。我寧可尊敬那種言行一致的左派，我也不會去尊重那種機會主義、犬儒主義的所謂‘右派’。

“在文學方面，中國文學最缺的不是那種玩弄精緻的語言、更不是玩弄那種‘先鋒派’的技巧，中國文學最缺的是那種直面現實、直面真實的勇氣。賓雁在文學上他的語言是極其樸素無華的。他的報吿文學也是老老實實地寫他所調查到的東西、他所經歷過的東西。

“在中國，我認為文學家、作家，嚴格講真實是最有力量的。”

余杰先生：割賓雁把報吿文學文體功能發揮到一種最佳狀態

劉賓雁先生逝世後，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余杰先生也接受了我的採訪。

余杰：“聽到劉賓雁先生去世後，我是很震驚，他是我最早的啟蒙老師之一。我在中學時代就看了像劉賓雁、方勵之、蘇曉康、金觀濤等等，他們80年代非常活躍的這一批自由知識分子的書籍、作品使我獲得了一個思想上的啟蒙。還有就是我去年在美國訪問期間專門去看望了劉賓雁先生，當時他的身體狀況還非常好。另外一個層面，他也是獨立中文筆會第一任會長，他對筆會的創立有很關鍵的作用。

“我覺得劉賓雁先生是當代最優秀的一位報吿文學作家。報吿文學是一個非常有中國特色的文體，它跟中國沒有基本的新聞自由的背景有關。它對中國新聞自由的拓展、對於作家這一社會的干預，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劉賓雁先生，我覺得他把這種文體的功能發揮到一種最佳的狀態。”

余杰先生還談到特別讓他難忘和感動的是，當他在劉賓雁先生面前談不同看法的時候，劉賓雁先生所表現出來的對待晚輩的誠懇態度。

余杰：“我覺得賓雁先生儘管是他同代人中思想解放得非常遠的一位，但是他始終沒有完全脱離這種‘第二種忠誠’，沒有完全走出馬列主義的束縛，沒有去獲取一些更深更新的一些精神資源，所以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我也比較直率地表達了不同看法。同時也讓我很感動的就是，賓雁先生並沒有因為我這樣的後輩而且是客人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就以年齡資歷來壓人。他很平等地跟我討論，我覺得這個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也非常難得。”

余杰説：“當局不允許劉賓雁回國，充分地顯示出這個政權的殘酷冷漠。它連一位八旬的老人回到自己的祖國這樣一個非常合理的願望都不能夠滿足。當然，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也成為賓雁先生的一個光榮。因為他已經是一個80歲的、手無寸鐵甚至動過手術以後弱不禁風的老人，但是一個龐大的中共當局，因為有上千萬的軍警憲特，擁有那麼幾萬家新聞媒體，但就是這樣一個龐大的中共政權，居然怕他這樣一個老人，也可以看出劉賓雁先生作為一個説真話的作家，身上所蘊含的巨大的力量。”

蘇曉康先生:割賓雁是中國大陸80年代“批判性報吿文學”創始人

80年代著名報吿文學作家蘇曉康先生現在也住在美國，前不久，蘇曉康先生和太太傅莉還去看過病中的劉賓雁先生。

聽到劉賓雁逝世的消息，蘇曉康先生説：“心情當然是和大家一樣。我9月中旬跟傅莉一塊兒去看過一次劉賓雁。在他家裡，他躺在沙發上，我們在一塊兒聊了很多。我們看他很虛弱，想聊聊就走，他不願意讓我走。”

主持人：“你們當時都談到些什麼？”

蘇曉康：“這次主要談他的病。你看這一共只有不到3個月，轉瞬之間的事情。”

主持人：“您認識劉賓雁先生有多長時間了？”

蘇曉康：“我認識他差不多20年了。在中國大陸80年代報吿文學界，他不僅是長輩、我們的領袖，當時中國大陸的這種所謂‘批判性的報吿文學’劉賓雁等於是這種文體創始人。這種報吿文學因為他後來被批判，在‘天安門事件’以後，幾乎是全軍覆沒了。這在中國文學上是非常可惜的。那時我們這群國內搞報吿文學的朋友們都是把劉賓雁作為我們的導師一樣，我們都是追隨他的精神，甚至文學上都是模仿他的。”

主持人：“您在普林斯頓跟劉賓雁先生有過比較近距離的接觸，您對他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蘇曉康：“到普林斯頓，劉賓雁在蘇紹智來以前他是年紀最大的。可是他當時學習英語、學習西方的人文知識的熱情，比我們所有比他年輕的人都更高。他在那裡拼命地剪報啊，不管是一些中文報紙、英文報紙。劉賓雁到美國始終沒有學會開車，但是他坐在車上永遠手拿著一丨分英文報紙，他在學英文。

“劉賓雁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任何國內來的人只要能見到的，他要千方百計去找來談談，瞭解瞭解國內的情況，拼命想知道第一手的、新鮮的這種感覺，這是他作記者的一種本能。所以劉賓雁不僅是個作家，他確實是個非常好的記者。”

主持人：“請問您怎麼看劉賓雁和他的作品？”

蘇曉康：“現在劉賓雁去世了，我回過頭想。我覺得劉賓雁是中國作家裡最具有俄羅斯文學氣質的一個人。我始終認為，俄羅斯文學就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他們那種對苦難的描寫，是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學沒有辦法比擬的。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種宗敎性的悲憫。我覺得劉賓雁身上也有這種東西。很少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有這種東西，特別是王蒙身上沒有這種東西。這是我特別喜歡劉賓雁的地方。他一直關注社會公正公平問題，關心老百姓的疾苦，關心弱者。即使流亡海外，在西方生活十幾年以後，他這個特點一點沒變。

“或者用另外一種説法，劉賓雁一直是一個‘左派’，關心貧苦普通人命運。這在西方政治上分野為‘左派’，這在劉賓雁從1957年打成‘右派’ 一以貫之的東西就是這個。

“關心弱勢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出發點，所以他説他還是馬克思主義的。

“所以呢，很多人不太喜歡劉賓雁的某一點就是説他一直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説他一直還在尋找共產黨。

“我不管他是‘左派’還是‘右派’，關心貧苦弱勢群體，這種追求永遠是可貴的。

“在政治觀點上，對於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劉賓雁的思路和主張在中國的所謂政治解決方案上，我當然跟劉賓雁的看法不一樣。這不影響我對劉賓雁的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