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紀念“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

第七篇 紀念“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

(首播：2011年12月15日）

王若望逝世10周年前夕，新書《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在港出版

今年12月19日是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近日，居住在愛爾蘭的華人作家喻智官先生所著《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由香港溯源書社出版。“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暨《王若望傳》新書發布會”計劃於12月20日在美國紐約舉行。

陳家驊：當局説王若望是“自由化的老祖宗”成褒詞，有趣味

王若望（圖中）

在1989年爭取人權和民主的和平抗議運動中身先士卒，與參加抗議的作家、知識分子同行走在上海街頭。

現在住在紐約的一位王若望先生的老朋友陳家驊先生發表紀念文章，題為《永遠不忘王若望》。90高齡的陳家驊先生帶著鄉音，朗讀了這篇文章的開頭——

“王若望先生逝世時，紐約和海外各地不少學者及知名人士，發表了弔唁文章，有的説他是大寫的人，有的説他是偉大的先行者，有的説他是不屈不撓的自由民主戰士，我覺得種種論斷都很有力，很得當。大家的各種説法，無疑都是對先生奮鬥終生的最好評價；當權者本意醜化他，説他是‘自由化的老祖宗’，恰恰成了對他蓋棺論定的褒詞，這倒是意想不到的趣味！”

喻智官：王若望鼓動政治改革、宣揚自由民主，被(兩度）開除黨籍

《王若望傳》的作者喻智官先生著有反映文革歷史的長篇小説《福民公寓》。近日談到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和新書《王若望傳》的寫作，喻智官先生説：“首先我想講一下王若望的地位。他在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和劉賓雁、方勵之齊名的異議人士。他們當時鼓動政治改革，宣講自由民主，可以説是啟蒙了一代人。鄧小平就是因為他們宣揚民主而把他們開除黨籍，這可以説成為‘八九民運’的一個誘因。”

喻智官：70年中為自由民主入國共監獄共3次，計10年，官越做越小

主持人：“如果向不太瞭解王若望先生的人簡要介紹王若望，您會談哪些方面？”

喻智官：“王若望的一生從15歲到近84歲，差不多70年，一條道路走到底，就是為了爭取中國自由民主，為了中國老百姓真正過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但是，先是國民黨當政，自由民主不足，他去奮鬥坐牢。接著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去延安，在延安時他因為批評共產黨遭到整肅。當然，後來因為1949年革命成功，他又有點覺得中國有希望了，希望通過共產黨的革命達到中國走向民主。

“但接下來1957年的運動，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因為他老是堅持自己的人道主義觀點，對共產黨政策中對老百姓不利的政策，他就寫文章批評。

“所以，他的官是越做越小，人家是越做越大。他是1930年代的寶雞中心縣委書記，做到最後，1987年就是上海一個文學雜誌的副主編。

“為什麼？就是因為他要走的真是自由民主的道路，對共產黨來説，是異議反叛。

“他不因為共產黨判他是敵人他就改變自己的觀點，反而更強化了自己的觀點：當初就是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説了寫了共產黨不愛聽的話，被打成‘右派’。然後到‘文革’他看清楚，這個問題的根子就在毛澤東身上。所以，他又在一個老幹部同事面前詛咒毛澤東，為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又坐了 4年牢。”

喻智官：王若望反省制度問題，要搞多黨制追求自由民主，並競選任區人大代表

喻智官先生説：“王若望出獄後反省，為什麼中國不能自由説話，我説了話就被打成‘反革命’ ？那就是説，制度有問題。所以‘文革’一結束，他就公開演講，直言痛斥毛澤東。接下來一步一步往前推，就説共產黨沒有多黨制，沒有反對黨的一黨獨裁必然造成這種現象。他就提倡要搞多黨制，要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他追求人權自由的思路沒有改變。

“1984年他得到一個機會，胡耀邦在上海試點，公開選舉區人民代表，當時確實是真選舉。王若望自己報名參選上海盧灣區人民代表，被選上，很高興。儘管他是11級的中共高幹，他很珍視人民代表這個職務，因為這是硬碰硬選舉出來的。王若望要堅決履行人民代表的義務，去訪問上海那些‘棚戶區’住戶，向市委呼籲解決。他還為自己的這個職務很得意，因為是選舉出來的。他當時覺得，如果再往全市、全國這樣推上去選舉的話，那中國三、五年就有改變。當時他接受外國記者採訪，還這樣比較樂觀地表示自己的態度。”

主持人：“您這本書叫《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因為漢語語言文字上的特點，對這個題目有可能作兩種理解。一種意思是説，除了這個反叛者，就沒有了，所以是獨一無二的反叛者。還有一種理解就是説，反叛者很多，但是像他這樣的是獨一無二的。您本意是傾向於哪種解釋呢？”

喻智官：“我想還是傾向於您説的後一種解釋吧。應該説中共黨內出了一些反叛者，王若望達到的高度，或者説採取的一些行動，都達到了獨一無二。

喻智官：理論上徹底否定馬列，行動上辦刊、上街、组黨，反叛

“比如説，像他這個年齡的老幹部，一般寫文章，或者理論上都有否定馬列主義、否定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的……儘管不多，但是像他這樣，不僅寫文章提出徹底否定的意見，然後採取行動。他在國內就組織‘人權研討會’，在上海；後來在美國組織民主黨。”

“另外，他走上街頭，參加街頭運動，而且始終不渝。

“有個鏡頭特別讓人感動，他1989年參加遊行，因為1987年他已經被鄧小平開除黨籍了，1989年‘學運’來了以後，他這個身分再走上街頭，那被戴上‘黑手’的帽子是逃不了的，但他照樣兩次、三次地上街。

“果然，‘六四’以後他第3次坐牢。坐牢出來已是72歲的人，沒有軟下去，還繼續做，恢復1979年上海曾經有過的一個‘人權研究協會’。還去組織人，從香港得到支援經費辦了兩份地下刊物《人權研討》和《民主論壇》，專門刊登紀念‘六四’的詩歌、文章。我們可以想想他那個年齡的人，最後對共產黨有反叛思想言行的人，沒有人做到像他這樣的地步。”

王若望簡介

王若望先生1918年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19歲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生因追求民主自由先後坐過國民黨、共產黨監獄共3次，合計近10年。

1933年王若望15歲，進上海新亞藥廠當學徒，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年5月被國民黨上海軍法處逮捕，判刑10年。坐牢3年多於1937年7月獲釋，同年8月赴延安。

中共建政初期已經是高級幹部的王若望先生後來被劃為“右派”，在“文革”中又坐牢4年。1989年他71歲時，因八九“六四”入獄，1年多後獲釋。

1992年王若望和夫人羊子訪美，後流亡美國。2001年12月19日王若望先生因患肺癌在紐約逝世，享年83歲。

羊子：對王若望永恆的紀念，平凡中見偉大，我要保持他的理念

在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前夕，我採訪了現在住在紐約的王若望的夫人羊子。回顧王若望先生一生和他離去後的這10年，羊子女士説：“過去10年，剛剛失去他的時候，一天到晚，淚花伴隨著自己。他去世後開頭幾年，一會兒覺得他不在了，一會兒又覺得他還在，……慢慢走出悲情。”

“當喻智官寫這本書以來，每寫一章就發給我看。看到第九章的時候，尤其對他後期進入病態，那麼快的凶險發展……因我近距離跟老王相處，他生命的每個以前的閃光點，後來的衰弱點，我都是直接掌握的人。

“人總是通過細節會掉下眼淚，這些細節很感人，也都是生活中最平凡的表現。平凡積累起來，越來越高大。我覺得他這個人很偉大，我能夠跟他在一起，談戀愛10多年，共同生活了 20多年，我覺得很幸運。”

“現在每到當年他打網球的地方Playground，我會佇立在邊上凝望一、兩分鐘，懷念他，越來越覺得他在我心目當中是永恆的形象。

“當喻智官先生要寫《王若望傳》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沒什麼大作為，但是他的理念我要保持。如果有人要通過我瞭解他，我就要把他的話説出來。”

羊子：因世交相識，從崇敬到相愛

主持人：“能講講最初您是怎麼認識王若望先生的嗎？”

羊子：“1967年下半年，我29歲。那時我在鐵道部工作，分配在湖南株洲田心機車車輛廠，做電力火車頭方面的技術工作。我經常到上海、到全國各地出差。我是上海家庭出來的，一個人在湖南，還是獨身一人。我當時有點獨身主義的味道。

“王若望是我媽媽的同學。1967年王若望已經‘靠邊站’ 了，他屬於魯迅筆下的‘破帽遮顔過鬧市’那樣的人物。他有思想、有論點，但屬於‘牛鬼蛇神’ 一類。雖然是‘摘帽右派’，摘了 ‘帽’也等於像法國小説《悲慘世界》的冉•阿讓一樣，好像額角頭上打了印一樣，不同於普通老百姓。但還有點行動自由，還沒受到嚴格監督。

“他父親是我媽媽鄉下小學的校長，所以他爸爸到上海以後跟我媽媽雖來往不多，每年都有走動。有時我媽媽請他爸爸來吃吃飯什麼的。”

“我媽媽就説‘去看看王若望吧，他雖然靠邊了，但他還是挺有見解的’。她絕對沒想到我後來會和他有這麼一個故事，當時我還叫他‘王叔叔’呢。那時她的前妻已經過世兩年多了。

“當時‘文化革命’已經開始，毛澤東已經有點難以招架了。“我説‘未來發展下去趨勢會怎樣？’

“他説‘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下去的狗尾巴草絕對長不出小麥來的’。他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後來形勢發展失控後，我覺得‘哎呀，王叔叔講的話很有預見性’，我當時對他比較崇敬。

“到後來慢慢兩人關係就近了，無意當中我回去以後就通信。我體會到‘愛情是不解釋的，愛情是一種奉獻’這種味道，慢慢和他就好了。”

羊子：母親説我是“鑽到豬的苦膽去了”

主持人：“您認識他的時候，他有幾個孩子，當時多大？”

羊子：“老大是1946年出生的（當時21歲），最小的1955年出生（當時12歲），4個兒子3個女兒。用我母親的話説，我是‘鑽到豬的苦膽裡去了’。一是他比我大20歲，二是‘摘帽右派’，政治上絕對靠邊；第三，工資是50塊一個月，因為他從11級幹部的待遇月工資176元降到後來50塊。然後關進去，就一分也沒有了。我不在乎這些事情。”

主持人：“您的母親後來知道你們中間有些感情……”
羊子：“她拼命反對。”

主持人：“她有沒有後悔當初帶您去認識了王若望呢？”
羊子：“後悔。但後悔也沒用啊。後來因為王若望被關進去，我寫信就沒有回信了。他被隔離後，通過上海一個作家叫哈華，也是被打成‘牛鬼蛇神’和他被關在一起的。

“‘天天讀’時，他看到哈華的《毛主席語錄》裡夾著幾張8分錢郵票，就想方設法把郵票拿出來，跟哈華二人抬梯子，出去貼大字報要爬牆，故意走到郵筒旁邊，把信投到郵筒裡，讓我收到。信裡説，半個月就會出來的，其實等了 4年。”

主持人：“這過程中您有機會去探視嗎？”
羊子：“沒有機會，但是我作過這個努力。我回上海的時候，以為他在上海石門一路333號上海交響樂團，我聽説他被隔離在那個地方。那天我媽媽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也是我的老同事，在上海要跟我見面。説是在美琪大劇院門口見。

“我假裝去見，實際上我跑到石門一路交響樂團，希望從窗口能看到王若望，我當時是‘單相思’。結果站了一個多鐘頭，看不到。我只好到美琪大劇院那裡去看看（‘約’的人），人家早就走掉了。回來回答我媽媽説‘我去了，我沒有看到他’，騙我媽媽。王若望坐牢4年後，1972年被放出來‘交給群眾監督改造’。”

羊子：“兒童樂園”的對話

主持人：“他天天做什麼呢？”

羊子：“挖防空洞之類的。因為我經常不在上海，偶爾去的話我們就約在襄陽公園裡邊有個兒童樂園。跟小朋友們坐在一起，我們就談我們的事。”

在《王若望傳》一書中寫道，女大學畢業生羊子和“反革命分子”王若望“文革”初期戀愛，王若望坐了4年牢出獄後，兩人在公園裡的一個“兒童樂園”見面。

書中寫道——

“王若望提醒羊子説：‘我雖然出獄了，但頭上還戴著反革命帽子，我自己在受罪，怎麼能拉你來和我一起吃苦？’羊子向王若望吐露衷腸：‘你説的帽子，在我看來是虛的，是意念裡無形的東西，有人看著它害怕，有的人看著它醜惡，在我眼裡同你頭上的呢鴨舌帽一樣漂亮。我早就想過了，只要毛澤東還在統治中國，等待我們的不會有好日子，我已經做好思想準備，不管出現怎樣的災禍，我都願意承受，。”

羊子：戀愛的圓滿旬點，政治的初衷不改

羊子女士回憶説：“我媽媽後來也不問我了。”

羊子與王若望苦戀10多年後，於1979年在上海結婚。她説“我那時候已經40多歲，王若望已經60多歲了，他有點不好意思。他孩子一大群，他的孩子都有孩子了，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登記。結果他的老二克南，已經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也長得蠻大了，她陪著我們到民政局去登記。

“登記好以後，民政局那登記的阿姨問克南來幹什麼，她説‘我是來陪他們，他們不好意思來’。那個阿姨感慨説‘我做了這麼多年民政工作，見到好多子女陪著來，都是來促退、吵架、擋駕，不讓他們結婚的。你帶著他們來，是他們不好意思，幫助他們，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

“1979年過春節前幾天，突然《解放日報》登出來説，上海有幾個‘右派’黨員恢復黨籍了，其中有同濟大學校長，還有王若望。兩、三天以後，我們正好舉行婚禮，算是圓滿的句點，愛情長跑，跑了大概12年。

“我想起一部連續劇《董竹君》，歸納她的一生説‘從不因為曲解而改變初衷，從不因為冷落而懷疑信念，也不因為年邁而放鬆步伐’。這話我覺得對老王也非常貼切，王若望是這樣的人。當年追隨共產黨到延安去，一直到他去世，也沒改變初衷。”

主持人：“初衷是怎樣的？”

羊子：“當年他跟王實味其實是一樣的，追隨民主去延安就相信了共產黨的話是算話的，40年代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不是都批評蔣介石政府怎麼專制不民主，反貪污、反腐敗。坐了國民黨幾年牢以後，王若望就直奔延安。”

主持人：“按他的履歷資歷，試想一下如果不作反叛者，他會有什麼個人的好處？”

羊子：“那就是洋房、奢華的生活囉，中共的幹部劃分，12級以內的都屬於高幹。”

主持人：“也就是説，在中共建政初期，他就已經是高級幹部了。”

羊子：“對，這點是肯定的。但他一直沒繼續升高，他到1957年做了 ‘右派’，工資降低，但住房條件沒有改變。直到‘文化革命’這個待遇也每況愈下。他從來不覺得以前怎麼好，也從來不對比。有甜不甜，有苦不苦的，他就是這樣的人。”

主持人：“你們結婚後，從1979到1989這10年，他總的狀態是怎樣？”

羊子：“應該説，當他1987年被開除黨籍以後，徹底絕望。對共產黨已經看清，是不可救藥了。1990、1991年香港幾個記者到上海找到王若望，結果有個‘公公計劃’（王若望搞人權協會）；有個‘婆婆計劃’（我搞《民主論壇》）。

“結果後來一個被抓過的人，從‘狗洞’爬出來後跟當局配合，我們不知道，請他來研究‘公公計劃’、‘婆婆計劃’，就等於向公安局講了自己的計劃，結果一網打盡，幾個人全部被抓。”

羊子：王若望不屈服一無論生命危險，友人出賣，還是窮困潦倒，無怨無悔

主持人：“如果説王若望是一個不屈服的人，您會舉什麼例子為證？”

羊子：“最容易屈服就是當生命受到威脅，或者生活待遇艱苦。他都能夠不在乎，能夠繼續幹，拉著我去討飯也不要靠子女們，不要麻煩子女們……也是不屈服吧？”

主持人：“他這一生，有沒有要冒生命的危險？”

羊子：“坐牢時對政治犯……他有過幾次生命危險。

“延安的事情是到山東去清算的，有很大的生命風險，有‘鋤奸隊’嘛。他在延安辦了《輕騎隊》，在大贬溝，王實味是在小贬溝。也算黨內‘民間’，他們年輕人都在那兒，都屬於精英吧，辦‘黑板報’性質的，王實味可能有印刷品之類。

“王若望大概是辦牆上的刊物，一期一期地出；王實味出的叫《矢與的》。他們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毛澤東不喜歡的。

“當時有李鋭、童大林等等這些老幹部們鼓勵王若望。後來聽到毛澤東不高興了，他們愛護王若望，説‘你不要搞了，再這樣搞以後怎麼怎麼會吃苦頭的’。

“毛澤東就是想辦法把這些人不整死也要支開，這在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裡也講了，都是很殘酷的。像薄一波對毛澤東那套回憶起來是很痛苦的，當時都覺得很危險，生命朝不保夕。“對待王若望，他們把他支開，沒要他的生命，到了山東。“當時山東地下黨的書記叫黎澍，他極左，好像和柯慶施是一個類型。他説‘鋤奸隊就是要嚴打’，‘格殺格打勿論’。他下面的爪牙就把王若望也放進這個名單，要除掉他們。

“最後報到羅榮桓元帥那裡，要他最後審批。他一個個審查。看王若望這個新名字，不大清楚怎麼回事，看了他的論點，説‘我們殺了太多的人’，那時對以前江西大殺AB團有醒悟，説‘不應該濫殺無辜，擴大殺戮面太大對自己的事業不利’。羅榮桓説‘王若望屬於我們幫助的對象，不要動不動就殺’，就這樣把他保護下來。

“後來他回到華東局的報社、通訊社去繼續搞通訊那一套，又到上海。”

“文革中，上海出版局局長羅竹風被隔離以後，他太太在作家協會資料室工作，因為王若望很耿直，容易同情人，她就向王若望討敎怎麼辦。王若望真心真意地對羅竹風的太太説‘你放心’，牆上掛著毛澤東的像，他説‘他很快就會死的，只要他一死，我們就得救了 ’。他當時就是這麼天真。後來他太太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就把王若望揭發了。

“當時他很難過，也準備死的，當時我們都找不到他。這是1967年他被抓進去以前。”

主持人：“是‘文革’很恐怖時他説的這話？”

羊子：“對呀，他後來只好説‘我不是説他（毛澤東）’，因為是兩個人之間説的話，他就拼命否定嘛，他後來被關，4年後被放出來。結婚之前的事，零零星星聽他講。直到我們1979年結婚，這將近10年，講話也是很有風險的。

“我體會，對共產黨這一套，一直感到受壓力，只是堅持自己的那種落魄生活。就是説，為了理念而窮困潦倒，不後悔，不反悔，不埋怨。也不想用討好求饒或邀寵，希望對我們好一點，解決自己物質的落魄等等……沒這個打算。受苦就受苦，覺得苦得正常，這有什麼？至少我作了一個正直的人吧。我覺得要堅持某種東西，就得要有所堅持而已。”

主持人：“您本來在國內時家裡有保姆，很多家事可以有人分擔。到了海外之後，為了生活，您替別人照顧小孩……”

羊子：（笑）“對，我自己出去照顧孩子也是做保姆吧……”

主持人：“生活中這麼大落差，您到底是什麼心情？”

羊子：“心情很正常，很舒暢，因為自由自在。我去幹活的那家，她先生是台灣人，那時候王若望來美國，紐約報導很頻繁，所以他們知道我是誰，他們也很尊重我。他能講一點中國話，主要講英語，王若望得了病，他還幫助過我。”

羊子：江澤民開出條件，王若望表態“要寫東西保證的話，寧可客死他鄉”

羊子女士談到王若望先生最後的生命時日發生的事情。

羊子：“王若望的孩子們知道。我給他們打電話，希望他們給爸 爸打打電話，讓爸爸聽聽孩子們的聲音。我覺得老王身體不太好，那 時還在家裡，還沒住醫院，沒發現他病情惡化，感覺他精神不大好， 還沒發現他有真的毛病。

“後來，剛剛住院，在2001年12月上旬的時候，我的大妹妹 在家裡突然收到我上海小妹妹的電話説，江澤民表了這麼一個態，説 只要他（王若望）不再接受任何採訪，或者和別人談些什麼‘不軌’的話，可以讓他回來。

“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我們都沒‘放空氣’，外面不知道他住 院啊。他是19日去世的，那時候……大概是十五、六日或十六、七 日經常有人去看望，問他這話，問他‘你現在要回去，會怎樣？中共 會對你怎樣？ ’那時，王若望已經表過態了，説要他寫東西保證的話， 他寧可客死他鄉。可是還有人追問他，好像不放過他一樣。”

羊子：“共同愛著其他事物”、“朝同一方向看”的愛情

主持人：“您自己自從和王若望先生結婚以後，從1979年到今天， 生活上的起伏變動也是高高低低，走了很長的路。如果不離開中國， 或者您有沒有勸吿王若望先生在他一度情況好的時候就不要再去觸 動這個專制……? ”

羊子：“我從來沒勸過他。這時我想起一句話，是我一個老朋友， 她最近在寫文章，我覺得很精彩。她看了《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 若望傳》這本書以後，引用有個美國記者的話，説很適合我們的情況。 是説‘愛情儘管浪漫，但若單靠彼此之間的愛，感情是無法維持長久 的，只有雙方還共同愛著其他事物時，愛情才能持久。’

“還引用一位法國作家説的‘愛情不在於互相盯著對方看，而在 於雙方朝著同一個方向看’。我覺得這位老大姐，她是‘美國之音’的退休職工，看了喻智官所著的《王若望傳》之後，對我們的愛情作 了這麼個認識，這麼個小結，我覺得蠻適合的。（笑）

“我們不能説有那麼偉大的共同目標，但是我們們有共同的關 注點。我覺得我們之間的生活呀，他就是拉著我去討飯，我也心甘情 願。我覺得別無選擇嘛！”

羊子：從兩張照片看王若望的心意

羊子回憶説：“王若望剛剛去世的時候，我經常看著他的一些照 片。在喻智官的書裡也看得到，魏京生被抓關了兩次，後來關的一 次，大概在1993、1994年的時候，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前（抗議）’嚴冬臘月12月份吧，總領館面臨著哈德遜河旁，我看到這張照片（哽 喝），這張照片我每次看到都克制不了。在那張照片上看到他兩隻手 拉著自己短的外裝，人造革的面子，看上去像是皮的一樣比較厚，但 在那種氣溫下實在裹不住，看那照片上他非常忍受寒冬的那種情緒， 他硬頂著在中國總領館門口站著。下面有個橫幅，好幾個人站在旁 邊，我看見他的樣子，哎呀，覺得特別心酸。他都是無怨無悔説‘應 該的’、‘做應該做的事’，他也從來不批評別人不去。

“還有一次是2000年6月4日。沒有任何人邀請他，但他自己 義無反顧，我陪著他去，這也是我的義務。應該去的嘛，只要‘六四’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只要生命在一天，就要去一次。也沒人請他説 話，他就像來的一個小青年一樣，默默地去了。也沒人招呼他在什麼 地方坐啊，他跟大家一樣，在人行道上席地而坐。照片上也都有。

“回想起來，他在哪裡受了好待遇，也不覺得自己好像怎麼高 高在上，一點也沒有。不管大事也好，小事也好，痛苦的時候……他都視各種事情為小事。”

主持人：“您講的這些事情反映出王若望先生用平常心來看待升 遷榮辱……”

羊子：“對，對。你歸納得太到位、太確切了。他不是説出來的， 而是做出來的。”

主持人：“您覺得他到底追求的是什麼？”

羊子：“就是共產制度絕對要瓦解。要像美國一樣，一個國家一 定要自由民主，用制度化來保障。通過選舉，才能夠讓老百姓越來越 走向自由自在的生活。”

張偉國：1987年“反自由化”王若望被批判，聽同事介紹王若望 髙論妙論

在《王若望傳》一書中提到，現在在美國的資深媒體工作者張偉 國先生，當年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他與王若望先生有多年 的交往，八九“六四”後，二人被關進同一所監獄，監房相鄰。張偉 國先生回憶早年與王若望先生的相識和交往。

張偉國：“王若望先生是我景仰的一位前輩，也許因為我是上海 出來的緣故，比較有機會早一些和他結識。我印象是在1987年‘反 自由化’開始時，他處於被批判、重新被開除出黨那個階段，很多‘學 習材料’都下來了。

“説起我認識王若望，一定要提到一位我們《世界經濟導報》的 同事，也是一位老前輩，叫章茵子。她是‘胡風分子’，受了很多苦。 《世界經濟導報》創刊以後，她在《導報》有點像傳達室的工作人員。 我們一個大辦公室，她坐在最口上，進來出去的人都要經過她這裡。 所以也有人稱她是我們《導報》的‘門神’。

“她跟王先生特別熟。很多王先生的消息、王先生的高論、最 早我都是通過她獲得的。

“他們年齡好像不相上下，她介紹了很多王若望的妙論。在我

們當時青年人耳中，特別是像我這樣‘開蒙’比較晚、覺悟比較遲的， 好像還沒完全打破共產黨意識形態禁錮和宣傳那套説敎的人來看， 哇！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種境界！看問題、分析問題，王若 望先生用很多上海幽默的語言，作了很深刻的表達。只要王先生的話 傳出來，我們有的時候會笑痛肚子。”

張偉國：低調拜會王若望，私下作思想交流，得以看到港台報刊

張偉國：“後來在章茵子引薦下，1987年我們去拜會了王若望 先生，談了不少，尤其是他的處境。他當時是被監控對象，開除他黨 籍。‘反自由化’批判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三人，就是胡耀邦下 台那次事件。

“我們《導報》的人是私下跟他見面，《導報》處境也相當糟糕。 因為胡耀邦下台，在鄧力群和極左派壓力下，工作組也進駐了《導 報》。當時是龔心瀚領隊，後來龔作過中宣部副部長。他領隊進駐《導 報》‘進行整頓’，因為當時在1987年學潮前，《世界經濟導報》從1986年開始一直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有記者採訪了方勵之， 又介紹了東歐的一些改革經驗。這樣一來，受到當局的忌恨壓力， 處境也很不好。因這種緣故，我們跟王若望先生接觸，也比較低調， 私下到他家會一會，作些思想交流。

“還有，當時王先生可能有些特別渠道，從他那裡可以看到一 些港台報刊。特別像《爭鳴》雜誌呀，《百姓》月刊啊，《明報月刊》啊， 我印象中最早還是從他那裡看到的（笑），有時候是通過章茵子轉借 過來的。”

張偉國：1989年王若望上街領導抗議走在前，“六四”後獄中與 我隔壁

張偉國：“1989年我已在北京了，上海的情況只是聽到或看到 一些報導，知道王若望上街領導知識分子、作家、作協進行抗議，走 在很前面。

“‘六四’鎮壓後，我被公安部通緝抓起來，關在上海，恰巧他 就關在我隔壁。所以有時候王先生在監房裡唱京戲，（哈哈）聽得見，‘打漁殺家’啦……”

主持人：“你們説話能聽見嗎？有機會彼此喊……打招呼嗎？”
張偉國：“沒有。”

主持人：“見面呢？”
張偉國：“也沒有。”

主持人：“放風都見不到嗎？”
張偉國：“放風見不到，都是一個一個分開來的。”

主持人：“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張偉國：“對。我知道是他以後，就對著窗戶哼哼那些流行歌曲，聲音還是聽得出嘛，等於用這種比較婉轉的方法打個招呼。出獄以後，他吿訴我他也知道（我在隔壁）。

“除了我們自己確認以外，當時關在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在 上海郊區，我感覺好像是以前公安局的招待所或什麼臨時改的，加了 鐵窗呀，門上開個洞呀，改成班房，‘衛生設備’都是臨時改的。

“一個監房裡，關我以外，另外配幾個刑事犯，我這監房裡配了 三個。有經濟的，有小偷小摸，後來知道他們等於是在裡面監視我們 言行的。他們放風機會比我們多，而且跟‘管敎’……就是監獄管理 人員，談話也比我們多，所以知道一些其他監房的事。有時他們還輪 著，有經驗的帶沒經驗的，有時到別的監房去，不固定在一個監房。 這樣，我聽他們傳出的消息説，隔壁是王若望。”

“像王若望這樣的，被抓了好幾次，他還是照樣鬥志旺盛，意 志堅定，非常樂觀。對我在監獄裡邊是很大的鼓舞。”

張偉國：出獄後又陷“同案”，再遭傳訊成難友

主持人：“你們二位是誰先出來的呢？”

張偉國：“他先出來，相隔不太久。至少是我自己當時‘上了線’要判刑，已經批准逮捕了，在裡面已關了 20個月。後來據説因為朱 鎔基要表示上海跟北京的區別，所以上海除了判了些工人、市民群 眾，所謂‘鬧事的’、‘扎輪胎的’或者是搞罷工的，其他知識分子像 學校、報社、作協的好像都沒判，放了。”

主持人：“出獄後，你們見面的機會多嗎？”

張偉國：“不多。有一些接觸。其中還一起牽涉到一個案子。因 為當時香港‘支聯會’有朋友進來，跟我們見面。”

主持人：“《王若望傳》一書中提到的小蔡、小崔嗎？”

張偉國：“對。在接觸過程中，他們也見了其他人，有些身分比 較複雜。當局掌握了這些線索，以後就變成上海一個案子，認為跟 外面勾結，好像還是要搞什麼活動。所以，跟王先生也算是難友了。 為了這個事，王先生被他們傳訊，我也被傳訊好幾次。

“我純粹是從新聞媒體交流角度，跟他們談一些比如上海《導 報》的情況、欽本立的情況，當時上海也沒有什麼所謂‘組黨活動’， 組黨好像是王先生出來以後，至少我不知道。

“當時調查問詢很多次，有一次搞了通宵。一直是把王先生， 包括羊子牽在裡面，所以我知道這個事情至少跟她也有間接關係。”

主持人：“那説你們是‘同案’，是……？”

張偉國：“主要是我和王先生都見了香港兩位記者。我當時帶他 們通過了一些阻攔，去華東醫院看欽本立，欽本立已處於晚期癌症生 命垂危的最後階段。當時‘國際新聞記者協會’給欽本立頒了一個獎， 獎牌存在香港記協，這兩位媒體同仁也是在傳遞這個信息。具體是不 是還有其他事，我也不知道。”

主持人：“那件事情後來怎麼了的？”

張偉國：“不了了之。我就一直被監視居住，也沒打聽，直到出 國前。”

張偉國：感觸最深是，環境背景變化，王若望始終堅持理念，樂 觀幽默

主持人：“你們後來又都來到美國，誰先出來的呢？出國後又有 什麼交往？”

張偉國：“他比我早出國一年。我1993年春節前後出來，王先 生大概早半年到10個月。他在紐約，我在西岸舊金山，當時沒有馬 上見到。後來因為我去紐約開會，有些活動，有機會去拜訪他，在 他那裡聽他再唱京戲（哈哈），陪他一起喝喝酒。王先生還是那樣的 樂觀。

“我印象中還有幾次他來或路過灣區，我們也有機會見面。像 參加黃雨川的中國民主敎育基金會的頒獎活動，還有一次是民聯陣 開會，我印象中蠻深的，在機場附近一個旅館，我到那裡見了他一 次……斷斷續續有些見面。”

主持人：“您在紐約見到他的時候……因為以往您也到他上海家 裡去過，幾次是在不同的背景下，王若望先生的生活居住環境、生 存狀態都有很大不同，您印象中他在不同背景和環境中有什麼不同 嗎？”

張偉國：“這是我感觸最深的。很多人因為環境變化，不管是自 己的情緒、言論、作派，都會有比較大變化，王先生倒是相當本色。 我感覺就像你提到的幾個階段，始終如一，首先是樂觀，其次是幽 默。而且對於參與民運，對於中共的深刻的認識，從來不打回票，不 打折扣。這一點，我發現在很多朋友、熟悉的人裡面，跟他有蠻大的 區別。幾乎在我見到他的所有次機會裡，沒有一次看到他垂頭喪氣、 愁眉苦臉或唉聲歎氣，從來沒有，始終樂觀。不但在表情上，而且在 言論思想上也是這樣。這點我感覺王先生非常之特別。”

張偉國：王若望對共產極權專制認識深刻，批判不留情，追求民主，身體力行

主持人：“根據您的印象，他最看重的是什麼？他強調比較多的是什麼，對什麼事特別關心，常把話題和眼光集中在什麼地方？”張偉國：“一是集中在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對共產黨專制本質的 認識，要比很多人來得深刻一點。這個我想可能跟他原來在體制裡很 長時間的經歷有很大關係，對於專制的批判、對於共產黨一些幹部的 諷剌，都很不留情。

“當官的，包括鄧小平，對他也是十分惱怒。他的言論收在《批判王若望言論集》，大家後來從中看到他的言論，都覺得很‘解渴’。

“另外一方面，我感覺他出國後，以他這麼大年紀，那麼積極地 投身海外民主運動，不管是出去競選，或者組織新政黨，他都身體力 行。民主政治不僅是一種理念，在他完全是一種實踐。尤其像他那樣 的，因為早年是追求民主而參加中共的，後來他能跟中共分道揚鑣， 重新開始，這點在我接觸的人裡，好像他也是絕無僅有。”

張偉國:王若望不留戀革命資歷，不患得患失既得利益，徹底“割”體制“尾巴”

主持人：“您説也有一些反叛者他們從共產黨的營壘中來，相比 之下王若望做得更徹底，除了您剛才已經談到一些以外，還有沒有其 他是您所説‘絕無僅有’ ？這印象還從哪些方面得出來？”

張偉國：“一個是他從不留戀自己原來的革命資歷，或者在上海 所享受的那些待遇。從來不去計較這些既得利益，為這些患得患失。 體制裡出來的人，思想認識甚至理論比他更高、更成系統的人有的 是，但是真正跟這個體制劃清關係，真正能做到徹底決裂，我想王若 望先生是一個比較難得的楷模。

“我跟別的朋友開玩笑説，大陸出來的人，尤其是體制裡出來 的人，實際都要經歷一個‘割尾巴’的過程。很多人的‘尾巴’都割不 清楚。雖然從形式上他已經離開了那個營壘，也被定性為跟王若望 一樣屬於叛逆行為，但是因為長期受到這種意識形態的灌輸、控制， 情不自禁的跟那個體制、那些舊東西，甚至那些利益，若即若離，不 願意那麼爽快地放棄掉。當然有的時候也不是他們個人意識決定的， 他就是這樣一種行為方式，是這種體制裡培養出來的，要改造相當困難。所以王先生在這方面……的確，我的感受比較深。”

張偉國：中共危害中國與世界，因黨內王若望這樣的人太少，他 是先知先覺者

主持人：“王若望先生過世10年了，現在懷念他，回顧他説的話、 寫的文章、做的事情……年輕人看到王若望先生的名字，已經比較陌 生，您有什麼特別想説的嗎？”

張偉國：“時代發展很快，尤其是中國，外部的硬件日新月異， 但是中國的社會本質、存在的問題，跟王先生當時看到的幾乎一樣。 他的一些經驗，他的模範作用，在今天依然有相當的啟示性。

“特別是怎樣跟這個體制……有時候我也在想，中國共產黨之 所以沒有救，之所以爛到現在這個地步，之所以不但危害了整個中 華民族、中國文明，而且現在已經越來越嚴重地危害整個人類文明， 跟中國共產黨裡面像王若望這樣的人太少有很大關係。假設有100個 王若望，有1000個王若望，那這個黨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王若望在中國共產黨裡面鳳毛麟角。中國共產黨的這種迷惑、 變種，越來越走向自己當時宣示目標的反面，是越來越走向與人類為 敵、不顧人類文明底線的政治集團。所以，在這樣情況下，我們看到 至少在共產黨營壘裡面，王若望先生敢於這麼早就義無反顧地起來反 抗、批判、與之鬥爭，那這在共產黨和類似人群裡，是一個先知先覺 者。”

曹長青：王若望一生致力於挑戦抵抗共產獨裁，在反叛者中最徹 底，獨一無二

在美國的獨立作家曹長青先生就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 接受了我的採訪。

主持人：“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能談談您的心情嗎？”曹長青：“王若望先生去世10周年之際，我特別懷念他，多麼 希望他現在還健在，會和我們大家一樣非常高興地看到中東、北非民

主的變化。看到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人民趕走了獨裁者，這些國家 走向了民主和自由，他會非常振奮和高興。另外還會看到中國即將發 生的變化……可是王若望先生現在看不到了。但是我覺得，王若望 在過去那些年所堅持的一種精神，和中東北非的變化有相當的關係。 就是他相當地確信，共產主義和一切專制獨裁者的垮台，而且一生在 致力於……尤其晚年致力於挑戰、抵抗共產主義和獨裁統治。”

曹長青先生談到在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前夕於香港出版的喻 智官先生著《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

曹長青先生説：“最近，旅居愛爾蘭的華人作家喻智官，寫了一 本中文專著《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作家在序言中也強 調，王若望是他們那一代中共反叛者中最徹底的，是‘獨一無二的’。

“一般情況下評斷評價一個人，很少用這樣很極端的、飽和的 評價，都會留有餘地。但為什麼這個作者提出了這麼強力的一個認 定、一個蓋棺論定一認為王若望是在那一代反共者中‘獨一無二’的呢？

“我基本認同這種説法。為什麼王若望成為他們那一輩人中反共 最堅定最徹底的一個呢？我覺得也是跟他的性格氣質有相當大關係。 這也是後期王若望來到美國之後，我跟他交往、見面聊天，讀他的文 章、看他的經歷所感覺到的。”

曹長青：王若望率真坦誠服從真相，必與共產獨裁的虚假直接衝突

曹長青先生説：“王若望是一個性情中人，給人印象很達觀、直 率，也很坦誠，有一種‘老小孩兒’，或者叫‘老天真’的東西，讓人 想到喊出‘皇帝沒穿衣服’的那種孩子的東西。他沒什麼心機，也不 善於算計；不故作高深，也不會不懂裝懂；不擺架子，不擺譜。跟他 交往你就不用提防什麼，這種性格導致海外很多流亡者喜歡他。當然 大家都喜歡比較隨和自然坦誠的人。

“王若望這種性格肯定在共產黨世界很倒楣。你率真，必然和 虛假發生衝突。所以我們看他的簡歷，50年代被打成‘右派’ ；60年 代批毛澤東被判刑；80年代被鄧小平開除黨籍；八九‘天安門事件’他又走上街頭支持學生，最後被迫流亡美國。這都和他這種率真氣質 有關係。這種氣質和中國的那種共產主義的虛假直接發生衝突，結果 當然他是倒楣。

“我個人對他這種氣質有相當強烈、深刻的印象。上世紀80年 代，我在中國廣東深圳編輯《深圳青年報》，當時我們託一個朋友拿 到一份王若望的稿子，談中國政治改革。標題是《現有的體制是培植 個人專橫》，內容直接是挑戰中共獨裁的。這樣題目的文章王若望就 敢寫、敢公開發表，我覺得沒有率真的性格是不可想像的。

“從王若望簡歷來看，當年追隨共產黨，19歲就當了地委書記。 如果一直跟著共產黨，後來當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都是可能的。但是 王若望有個特點，率真導致他知道真相，就服從真實，放棄原來的意 識形態。”

曹長青：王若望留下的知識遺產一純真誠實，接受新思想，堅 定反對共產主義

曹長青先生認為：“王若望來到美國後，在海外堅定反共，因為 他知道真實的情況。像西方人有一句話説‘人的頭腦就像降落傘，只 有在開放的狀態下才能運作’，王若望就是一個頭腦開放、思想開明 的長者。

“他在美國這些年寫了很多堅定反共的文章，相當堅定。所以， 旅居愛爾蘭的華人作家喻智官把他稱為‘獨一無二的反叛者’是有相 當道理的。他不僅反共堅定，而且在台灣、西藏這些問題上，都比絕 大多數中國異議人士，尤其是老一代知識分子，開明、開放、理性。 他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搞什麼‘大中國’啊，‘沙文主義’，而是支持西 藏、支持達賴喇嘛、支持西藏人權，也支持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這 些在他那代知識分子中是相當相當不容易的。”

曹長青先生談到王若望先生留下的知識遺產。

曹長青：“今天我們來紀念王若望先生去世10周年，懷念他， 很大程度上要想到他在哪一方面有特質。我覺得在純真、誠實、真 實、接受新思想、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我覺得這是今天特別需要中 國知識分子可以接受、應該思考的一丨分重要知識遺產。”

曹長青：從中東北非變化看，結束獨裁專制靠人民，不是靠獨裁者開恩實現

主持人：“我在採訪喻智官先生時，也就書名提出問題。對‘獨 一無二的反叛者’可能作兩種理解，一是只有他能稱得上是反叛者； 另一理解是，在眾多反叛者中，他做了很多‘獨一無二’的事情。作 者説當然是指後者。您覺得在眾多反叛者中，王若望先生還有什麼更 具獨特之點的地方？”

曹長青：“在中國海外的民運中，一直有兩大派意見。一派認為 共產黨是無法改革的，不能寄託在共產黨的什麼‘黨內改革派’啊， 什麼‘領導人開恩’哪，應該把希望寄託在人民知道真實情況下力量 的產生。還有一派強調支持‘中共改革派’，中國要‘和平過渡’等等， 把希望寄託在中共內部的所謂‘溫和派’、‘改革派’身上。

“我們看，共產黨過去僅僅‘改革開放’就30年過去了，哪來 的‘溫和派’ ？基本還是共產黨派，都是保護共產黨絕對統治權力， 在這點上他們都是一致的。

“很令人遺憾的是，以王若望為代表的堅定‘反抗派’ 一直不占 上風。而‘溫和派’，要跟共產黨什麼‘理性對話’，甚至‘我們沒有 敵人’哪，或者‘跟共產黨形成朝野良性互動’等等，這方面的聲音、 力量反而一直比較占上風。因為他們占有資源、雜誌、話語聲音等 等。

“而今天我們看看，中東北非發生變化以來，堅定反抗中共的 聲音，現在開始占了上風。因為我們看到利比亞也好、埃及也好，都 是人民起來，推翻了獨裁者、趕走了獨裁者，並不是靠獨裁者開恩發 生變化的這個事實。

“更不要説更早整個東歐，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共產國家的改 變，所有共產政權的被推翻，都不是統治者主動放棄權力的結果，都 不是什麼所謂‘黨內改革派’的結果，而是人民知道了真實產生的力 量，逼迫導致共產黨內部發生變化，最後專制政權被人民結束。”

曹長青：狼就是要吃人的，要結束狼的制度，從體制內覺醒出來 更有特殊價值

曹長青：“王若望反對共產主義認知的清楚性，我還要強調與他 的性格有關。他非常純樸，純真導致你可以跟他辯論，如果他認為 你有道理，會服從你，他有這麼個勁頭。而中國其他一些異議人士、 大佬，或老一代知識分子，在中國由於原來有很高地位，再加上性格 因素，很難達到像王若望這樣。所以才導致王若望在那一代人中成為 出類拔萃的、甚至可以被視為是獨一無二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徹底者和 堅定者。”

主持人：“王若望先生過世已經10年，在這個時候重新提到王 若望，有些年輕人對他很陌生，他又是從共產黨營壘中出來的。您剛 才講，要依靠民間力量，不要寄希望於黨內的那些所謂‘開明派’、‘改 革派’。而王若望所提供的例子，實際上他與共產黨有很深的淵源。 您今天又是怎樣看、怎樣理清這中間的關係？”

曹長青：“王若望比較有特殊性。他不是一開始就從體制外反對 共產主義的，他原是那個體制之內的。從共產黨陣營內部覺醒出來 的，我覺得更有特殊價值。可以現身説法，吿訴其他共產黨員或其他 年輕人，共產黨是怎麼回事，怎麼邪惡，怎麼不可改革改變，必須把 它結束。

“狼不能變成善良的狼，你期望狼變成善良的狼，某種意義上 説，不是狼的問題，是你的認知有問題。狼就是要吃人的，只有結束 狼的制度，才能有羊的生存和安全可言。所以，王若望這樣一個與共 產黨有深厚淵源的人，最後堅定地站在共產黨對立面，產生的意義力 度更強。”

曹長青：旗幟與力量：王若望逝世10周年和《新階級》作者吉拉 斯百年冥誕有感

曹長青先生還特別提到：“王若望去世10周年，正是特殊的一年， 也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先驅性人物、南斯拉夫曾經做過副總統、人民議 會議長的吉拉斯（中文又譯為德熱拉斯），也就是《新階級》一書作者 誕辰100周年。

“我也寫了一篇紀念他的文章。吉拉斯當年是南斯拉夫共產黨 的創始人之一，官做到副總統，是鐵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鐵托 去世他就可以當元首。那麼高位置的人，最後他反叛，認識到共產主 義是邪惡的。他寫了《新階級》，認為共產黨就是剝削欺詐、迫害人 民的新階級。他寫了好幾本批判共產主義的書。

“這從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反叛，就更有力量。所以，吉拉斯 去世的時候，《紐約時報》刊登文章説，他是早期反對共產主義的一 面旗幟。

“我覺得王若望從共產黨內部起來反叛，而且一直到死反叛得 那麼清晰堅定，非常非常了不起。”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 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之一）：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wangruowang/mind-12152011131128.html

(之二）：

http://www.rfa.org/ 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wangruowang/ w-12202011105914.html

(之三）：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wangruowang/mind-032320121334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