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與書中人物

第五篇 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與書中人物

(首播：2006年5月27日）

《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出版

香港《開放》雜誌社2005年出版《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 作者是“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

多年來，丁子霖與難友們尋訪“六四”遇難者親屬和“六四”傷 殘者的工作一直在艱難中進行。到目前，已經尋訪到186位死難者的 親屬和70多位傷殘者。

丁子霖女士介紹《尋訪‘六四’受難者》這部書。

“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發起人——丁子霖

丁子霖：“這本書在十幾年‘尋訪實錄’基礎上形成，以50篇‘尋 訪實錄’和《風雨如晦十五年》這篇八、九萬字的長文為主幹，再有 本來15周年的時候準備發表的尋訪到的“六四”死難者名單，.還有 一部分是‘六四’ 10周年到15周年期間我們發表的一些重要文章.

“這本書可以説是多年來難友們幫助我一起尋訪，共同努力的 心血結晶，也是多年來海內外始終惦著‘六四’，關注‘六四’受難者 命運的朋友們直接、間接給我們提供線索，才能尋訪到目前186位死 難者名單。尋訪過程中積累了這50篇‘尋訪實錄’。”

“六四”遇難者吳國鋒的父親吳定富：小縣城的雨次震動

《尋訪“六四”受難者》這部書裡50篇‘尋訪實錄’中，有一篇 記述“六四”在北京遇難的大學生吳國鋒。

“六四” 17周年臨近，我採訪了住在四川家鄉的吳國鋒的父親 吳定富先生。

吳定富：“每到周年，我們全家人心情都十分沉重。就想起我的 兒子吳國鋒，我們全家人不會出去參加什麼活動，都在家裡，空氣很 沉悶，誰也不願意多講話，看著我兒子的照片，心裡在悲痛、流血……

“我的兒子吳國鋒，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讀三 年級，四年畢業嘛，1989年死在北京，我和他媽媽親自到北京見了 他的屍體。”

主持人：“他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遇難？”

吳定富：“大概是6月3日晚上12點到1點左右，到底怎麼遇難， 死在哪個地方，我們確實不清楚。”

主持人：“吳國鋒遇難那年多大年紀？”

吳定富：“差一個月21歲。”

主持人：“當時你們怎麼得到通知的？”

吳定富：“北京發了電報來，他們已經知道死亡了。通知我説‘你 的兒子已經死了，已經發現遺體了。’ 8日通知我們的，我們兩個人 自己買票到北京去，乘9日早晨的火車，10日下午，大概是5點多 到北京。”

主持人：“當時您多大年紀？”

吳定富：“47歲。”

主持人：“吳國鋒的母親多大年紀？”

吳定富：“45歲。”

主持人：“你們到北京，看到吳國鋒的遺體，當時是什麼情形？”

吳定富：“屍體被寄放在西單郵電醫院裡，用塑料布給包起來。 塑料布剪開後，頭部全是血，臉上也糊滿了血.基本上看不出他原來 的樣子。他是近視眼，眼鏡也沒有了，只穿一條短褲，一件T恤衫。 他考取大學後，我買了隻‘西鐵城’手錶送他。手錶還戴在他手上。

“然後我們就請人清洗他的屍體，我就發現他的傷口。第一檜， 致命的一檜，打在後腦勺上，子彈孔很小，大概只有筷子粗細的洞， 估計是手檜打的。另外就是左臂、右臂上，有兩處子彈擦傷；右邊肋 巴上，有一處子彈擦傷；左腳上，有子彈擦傷。另外最可惡的就是， 他的肚臍下方大概10公分左右的地方剌了一剌刀。這個剌刀口看著 很長，而且發黑，當時我們懷疑這個剌刀是帶毒的。只有帶毒的凶器殺了人過後，傷口才發黑。

“當時我向人民大學提出要求，在沒清洗以前就提出了這個要 求一我自己要拍照。理由很簡單‘因為家中還有他爺爺、奶奶，80多歲高齡，我要把他怎麼死的，怎麼受的傷，照片全部帶回去。如果 你們不同意，那麼你給我請個冷藏機，把屍體送回四川，讓他爺爺、 奶奶見一見’。他們因為我態度比較強硬，勉強同意我自己拍照。所 以我拍了不少照片回來。這就是當時我兒子死難的整個情況。”

主持人：“能介紹一下您的兒子嗎，他讀書時是個什麼樣的學生？ 怎麼考到北京去的？”

吳定富：“我在一個街道企業工作，是比鄉鎮企業都不如的由居 民閑散人員組織的小工廠，在七、八十年代，一個月只有二、三十元 錢工資。他媽媽是個家庭婦女，靠做點小手工，一個月掙幾元、十幾 元錢，把孩子供大。”

吳定富有3個孩子。吳國鋒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

吳定富：“吳國鋒從讀小學起，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三好學生。 考取新津中學，屬於新津縣第一流的中學，讀了 3年初級中學。

“當時出於家庭經濟條件，我向他提出，希望他考中等專業學 校，好早點出來掙錢。結果他不同意，自己堅持要考大學。縣裡文敎 局通知成績，他是全縣第1名，全省高考的第7名，就這樣考取了人 民大學。

“吳國鋒會做很多家務，是我們家裡锻煉他的，比如煮飯啊， 洗衣服啊，做家務相當能幹……每當想起他以往這些事，我們心情萬 分沉痛。”

吳定富先生回憶1986年，他所在的小縣城裡的人們向他祝賀， 跟著他一起高高興興為這個縣城近40年裡出的第一位進北京讀中國 人民大學的學生送行。

吳定富：“凡是我認識的、不認識的，街上的人都知道這事情， 主動上前來向我祝賀。他們都覺得我們這個縣，解放近40年了，還 從來沒有一個人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所以這個事情在當時全縣來講很 震動。我們也很受世人的關注。

“同樣，我們兒子死後，我們也同樣受人關注。”

“這兩件事情，對這個縣裡認識和不認識的所有人都相當震動。 我們就生活在這兩個震動當中。”

“我和他媽媽從北京把他的骨灰帶回來，剛剛踏上縣城街道， 街上所有走路的、住家的都站在門口觀望，向我們致哀，心情都很沉 重。而且我在家設了靈堂，設了 3天，當地的學生、老師都上門來給 他鞠躬，給他致哀，安慰我們。也遇到農民上街，整個我家門口都圍 滿了。”

“自從吳國鋒遇難以後，家中的災禍接二連三。

“吳國鋒小的時候，他爺爺奶奶親自帶他，他跟爺爺奶奶關係 相當好。所以，吳國鋒遇難以後，他爺爺奶奶非常氣，爺爺身體一天 不如一天，身體衰弱就死了。奶奶由於高血壓，一氣就中風，後癡呆， 也就死了。

“唯一的經濟收入，就靠我小兒子。小兒子因找不到工作，這種 家庭子弟，誰要你工作呢？自己自謀出路，開出租車掙錢，供養我們 全家人。開車時間長，挺勞累，2001年他得了尿毒症，發現時已經 是晚期，需要換腎。我們沒有那個天文數字的錢，吃飯都比較困難， 哪裡拿這筆錢給他換腎！

“向親戚、朋友、向所有的地方借貸，國內親人、國外朋友支 援一些，他的尿毒症拖了不到兩年，治病花了七、八萬元，2002年 去世，留下一個小女兒。

“當時小女兒只有兩歲半，過了兩年，他愛人就另外組織自己 的家庭去了，我們也非常支持。

“這小女兒就丢給我們，現在由我們夫婦倆帶。

“我兩個兒子上面還有個姐姐，姐姐自己有家庭，她的兩個女 兒讀書，經濟上也很困難，沒有多的照顧我們。

“2001年時，由於憂傷過度，我自己也患上腎臟癌，一直到我 小兒子去世後，第二年經濟上稍微緩和，才到成都去作了手術。到現 在3年了，要説應重新複查，沒有錢，現在醫藥費好高嘛。

“這就是目前我們整個家庭的情況。”

主持人：“吳國鋒的母親現在身體怎麼樣？”

吳定富：“他母親今年61歲，因為是個勞動者，身體比較好。”

吳定富先生17年來一直希望能夠找到吳國鋒遇難時的目撃者、 參與搶救或護送遺體者。他説：“我們很需要知道吳國鋒究竟在哪個 地方遇難的，究竟是什麼時間遇難的？北京市民誰親自目睹了、搶救 了他，我特別想謝謝他。

“如果真查到這個人的話，有朝一日我要親自到北京去拜訪他， 向他致衷心的感謝。”

“六四” 17周年臨近。

吳定富先生説：“我覺得，對當局來講，17年了，你們過去對待‘六四’這個問題已經錯了，現在應該是回頭的時候了。

“人民需要民主，需要人權。只有這樣才能激發人民群眾團結 一致向上的精神。

“現在胡錦濤提倡‘和諧社會’，你這個‘六四’問題，已經過 去17年，確實也是跟提倡‘和諧社會’不相適應、不相和諧的。我們 希望當局儘快對‘六四’的事情正確處理，使這個社會和諧。”

丁子霖談尋訪難屬二、三事

多年堅持尋訪“六四”受難者的難屬丁子霖女士在簡述尋訪經過 的時説：“有好幾個先找到線索都是海外的朋友，有當年八九的學生 出去了，給我來信，吿訴我們線索，怎麼找。

“10周年時，名單公布後不久，我回南方了。冬天回到北京家 裡，我人大的信箱裡有一封信。信封是用的新華通訊社信封。當然， 這種信封誰都可以用。

“裡邊就吿訴我死者杜光學，他當時是個工人，家住在幾樓幾 號，哪個地區……準確極了，所以我們並沒費多大力氣就找到了他家 裡，聯繫上他媽媽，一個非常樸實的北方婦女，也是個黨員，非常正 直，也很堅強。”

“再例如，遇難者郝致京，中科院助理研究員。他是家中獨生 子，我們直接跟郝致京的父母見面，聽郝老先生講後，才知道原來郝 致京的遺體那時一直在復興醫院，他的同事、同學以及北京的親戚多 次去復興醫院都沒找到屍體。

“郝致京遇難那年30歲，家裡父母正等他回去過30歲生日。 他當時也剛新婚不久，但是沒想到噩耗傳來，他的老父親，‘馬鋼’總工程師，先來北京，但是找不到遺體，就是説這個人一直沒回來， 找不著。

“最後，中科院接待的人對郝老先生説‘就這樣吧’。

“老父親不甘心，説‘再給我一次機會’。

“結果老父親親自在復興醫院的屍體堆裡找到了已經死去多日 的兒子……”

“他講得老淚縱橫。復興醫院説‘你們再晚來一天，沒有人認領， 我們第二天就要統一處理啦’。

“郝先生馬上打電話回去，把老伴找來，跟兒子作了最後的吿 別，火化埋葬了，就埋葬在萬安公墓。

“郝老先生吿訴我説‘把他埋葬後，我再也不願意踏到北京這塊 傷心地了’。因為原來兒子在這裡結婚了，郝致京的母親是婦產科大 夫，一生接生了多少嬰兒，他們準備退休後，到北京來和獨子團聚， 沒想到一切都破滅了。

“住在馬鞍山市的郝致京的父母不願意再踏上北京傷心之地。

‘六四’難屬周淑莊、李雪文和張先玲年年‘六四’代他們為郝致京 掃墓。現在周淑莊病倒了，李大姐也快80 了，這個任務就由張先玲 年年在那裡張羅。”

公祭的日子，艱難的尋訪

北京的張先玲女士在八九“六四”屠殺中失去了 19歲的兒子王 楠。王楠被安葬在萬安公墓。張先玲也和丁子霖一起尋訪“六四”受 難者親屬。

張先玲女士説：“萬安公墓那裡安葬的，我現在找到的有8位‘六四’遇難者。

“這些人的家屬，我們都是同命運的人。我們的孩子雖然不是 同一天生的，但他們都死在同一天。我們就把‘六四’這天當作我 們……一個是在墓前訴説悲哀，再一方面我們可以互相交流些情況，交流感情。

“這一天，我們大家來公祭所有的人，因此也包括郝致京。他 的父母雖然不在北京，我們每年都替他父母在悼詞上寫上他父母親的 名字。然後我們一起給他們把墓擦乾淨，郝致京有一個親屬在北京， 他後來也參加到我們行列。

“還有一個遇難者叫王衛平，她父母雖然在北京，但有種種原 因總在‘六四’這天不能來，我們也替他們掃墓……為每個人墓前擺 上鮮花。

“王衛平是個女孩子，我們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替她掃墓。”

張先玲女士談尋訪“六四”難屬的經歷。

張先玲：“尋訪初期很艱難，那時候幸虧我和丁子霖的年紀還 不太大。現在我們都已經快70歲了。那時候我們才50多歲，往往為 了找一個人，坐公共汽車、騎自行車、走路……人家提供一個信息， 有時是很不清楚的，我們就要一點一點打聽，想辦法去找，走街串巷。

“比如找陳來順家，這個人在人大會堂西北的平房頂上照相時， 中彈身亡。他的母親叫張樹森，他家住在一個很小的胡同裡，開始時他母親還有點顧慮，後來經過我們跟她解釋，她才把這些情況吿訴我們。”

“我再説説丁子霖寫的《尋訪“六四”受難者》這本書的第91頁，‘赤貧的京郊難屬農婦’，她叫方桂珍，四十六、七歲，住在懷柔縣農村。他丈夫姓雷，在‘六四’期間修樓。他們大隊派他出去拉土， 就在拉土的過程中遇難了。先生遇難時，她大概只有30歲左右。

“這位農婦一人帶著兩個小孩，過著很艱難的日子。

“我跟丁子霖坐著一輛朋友的車，經過很多顛簸到了一條鄉間 小路上，最後找到這個農婦的家。

“大冬天，我們去的時候11月，天很冷，她家燒了個炕灶，我 跟丁子霖穿著大衣，圍巾手套沒脱，都感到很冷，她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裡，家徒四壁。

“她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是她自己生的，女兒是她丈夫 在世時撿的棄嬰。

“她丈夫死了以後，很多人勸她説‘這女孩子也不是你生的，你 丈夫去世了，也沒有什麼經濟來源，你乾脆就把她送到什麼什麼地方 去吧，。

“當時那孩子只1歲多。她説‘不行，我丈夫活著的時候把她抱來的，我一定要把她養大’，孩子現在已經十八、九歲了。

“我跟丁老師覺得她真是一個很堅強的婦女。她在我們這十幾年 的尋求正義的過程中，一直都很支持我們，參加到我們這個集體裡， 是非常堅定的一員。”

“還有一位難屬，她遇難的丈夫叫王志英。這本書裡也寫到， 她的丈夫就死在她的懷裡。

“當時我們找到她時，這事已經9年了，她放聲痛哭。

“她説‘我在想，這麼大的冤枉，總會有人説話，總會有人在 關心這個事，終於你們還是找到了我！’

“我説的這人，寫在這本書的178頁‘他倒在了妻子的腳下’。

“她非常痛苦，一個人帶著女兒，住在很小的平房裡。她是個 工人，當時又下崗了。一個月拿不到100塊錢，維持兩個人的生活， 非常艱難。

“她參加到我們這個集體，這個向政府提出要求的行列。從開 始第一封信她就一直簽名，也幫我們做了不少事。

“她參加簽名之後，她的單位，廠裡的保衛幹事找到她，叫她 不要跟我們接觸，不要接受人道捐款……他們廠裡給她100元補助， 她當時堅決拒絕。她説‘我這麼多年那麼困難，你們為什麼從來沒關 心過我？你們不讓我説話，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説的都是真話。’

“這個人很年輕，我也不想説她的名字，因為她現在還要謀生。”

“還有一次，我和一位‘天安門母親’尹敏一起，去找到一位叫袁長祿的老人，他現在已經去世了。

“當時我們找到他時，他住在北新橋一個叫柏林寺的小胡同裡， 我和尹敏到他家真的都驚呆了。

“他住一間很小的平房，很擁擠。他自己有病癱瘓在床，大兒子袁敏玉，等於是他們家的‘頂樑柱’，‘六四’被打死了，遇難時35歲。 他家還有個小女兒，從兩歲開始就是個傻子，生活不能自理，話也不 能説，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他的大女兒只好伺候他們，大女兒在食堂 工作，工資不高。

“袁先生跟我們講時很憤慨。他是個老紅軍，1937年參加共產 黨，他説‘我身上打仗留下的子彈還沒拿出來，但我兒子就被共產黨 打死了’。我們找到他後，他也參加了簽名。

“他臨死的時候，這樁事沒有解決，他死不瞑目。”

“在《尋訪‘六四’受難者》這本書裡，每個人的描述都不太長， 他們家庭所受到的打撃、家庭成員所受到的壓抑、十幾年所度過的艱 辛和痛苦，不是筆墨所能夠形容的。”

“還有，我們找到的人有時還持一些懷疑態度，他不知道你是不 是特務，來探口風的。所以，我跟丁子霖就必須跟人家作很多解釋， 他們瞭解情況後，絕大部分人因為等於碰了傷疤，都很痛苦。但他 們也很高興，找到了同命運的人，感到有了一個能互相幫助的群體， 就敢説話、有地方説話了。”

丁子霖女士説：“我真希望這本書能夠唤起更多死難者親屬的勇 氣，讓他們自己出來説，自己執筆；唤起更多知情者的良知，讓他們 打破沉默，都來寫自己的同學、同事、親戚是怎麼遇難的……不要再 沉默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