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紀念一位“天安門母親”蘇冰嫻
(首播：2001年2月4日）
曾經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過我採訪的“六四”難屬蘇冰嫻女士春節前在北京突然去世，享年64歲。
4個月前，蘇冰嫻還在“心靈之旅”節目中發表談話——
蘇冰嫻：“如果沒有‘六四’這場大屠殺，我和丁子霖、張先玲她們是不可能認識的。是共同的命運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
“ ‘六四’的死亡人數，遠遠不只我們目前收集到的這100多人，因為從當時我尋找我兒子的時候，看到的醫院的死亡名單，一個醫院就有幾十人，我們現在找到的才是多少啊！當年送到‘人民醫院’的死者家屬我們一個也沒有找到。
“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難。我們的活動都受到監視、電話被竊聽，一有活動，門口就有人看著。我們這些難屬裡有多少人生活在最底層！他們生活是那麼貧苦，無援無助，當局還不許他們接受任何援助，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蘇冰嫻遺像
“儘管我只是去年（2000) 4月在北京見了蘇冰嫻一面，但是我終生難忘這一面：一面是中國官方的敵意和恐嚇，一面是令我生出敬意的勇敢的中國婦方的形象。”（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遺孀露伊絲•韋勒一斯諾語）
蘇冰嫻女士生於1936年，曾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十幾年，退休前是中共中央編譯局翻譯。她21歲的兒子趙龍在1989年北京“六四”屠殺中遇難。
近年來，蘇冰嫻女士和其他在“六四”中失去子女的“天安門母親” 一起，投身“六四”難屬的尋訪和有關人權活動.
蘇冰嫻的丈夫趙廷杰先生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多年，現在已經退休，他在遺體吿別儀式結束後不久，通過電話接受了我的採訪。
主持人：“蘇冰嫻女士的意外去世引起很多人的關注，趙廷傑先生，能不能請您講講她去世的經過？”
趙廷杰：“蘇冰嫻在去世之前一直很忙，一直在探訪‘六四’難屬。節前她很高興去找丁子霖敎授談談，大家談得很好。那是元月15號，我們一起從丁老師家回來後，她就去按摩治療，因為她的腿不好。
“按摩完以後，她取了一種叫‘排毒液’的藥，實際上在藥典裡沒有這種藥，她帶回兩瓶。晚上6點半就把藥喝下去了，我當時也在。過去她也喝過，有些反應，就是頭昏腦脹，睡一覺就好了。當時她喝下去後大喊大叫，上吐下滇。最後躺在床上就從嘴裡往外噴，之後兩眼就失明，看不見了。
“我打電話找那個給她開藥的醫生，醫生講趕快送醫院。我就把兒子、閨女叫來了，她那時已經不行了。我們找了車把她送到人民醫院，到醫院她脈和血壓都沒有了，實際上已經死亡了。”
主持人：“她最後講了什麼話沒有？”
趙廷杰：“沒有。因為她喝完以後基本不能講話了，只是説腰疼，好像生孩子一樣。我就給她揉揉腰，她只是叫，不能講話了。
“給她開藥的醫生那一晚上都沒有露面。蘇冰嫻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我的心情很沉痛。1989年我們的小兒子去世後，我的老伴蘇冰嫻一開始心情和我一樣，非常不好。後來，和丁子霖女士聯繫上以後，她感覺活著還是有意義的，應該為兒子爭取一個公道。她的事還沒有做完，這我是知道的，我們以後繼續做吧。”
“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在參加蘇冰嫻女士遺體吿別儀式後，接受了我的採訪。
丁子霖：“今天只是個非常局促的遺體吿別儀式，我覺得它非常草率、非常倉促。説是11點開始的，但是提前10分鐘就開始了，而且進行速度非常快。
“後來據我知道，還有好幾位難友都趕到了，但是儀式已經結束了，所以造成有的傷殘者從很遠的東郊趕來，都沒有趕上遺體吿別儀式。就我個人來説，趕到時儀式剛好開始，連周圍的場景我都沒來得及看一眼，我急的就是要最後看一眼冰嫻的遺容，和她的家屬握握手。後來，把蘇冰嫻的遺體推到裡邊火化間的時候，我們奔上前去，又一次跟她吿別。
“此生此世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場景，我們最後看了一眼，我們大家跟著她的靈床走到了門口，我們這些難友們相互擁抱著，大家痛哭了一場。
“儘管我們很匆忙，但是我帶了個小錄音機，把當時的情況都錄下來了。
“我還發現在吿別室外面的廣場上，甚至吿別室裡面有不少面目不清、身分不明的人，可是，我們不在乎，我們每個去的人都簽下了名字，我們要堂堂正正地送別我們的難友。我們這些難友在説話的時候，又有人來給我們照相，可惜我身上沒有帶著照相機，如果我當時帶著照相機，我也會給他們照相。
“有人用一種陰暗的心理來解讀我們的悲痛。今天北京颳大風，我們無非就是想最後見蘇冰嫻一面，吿別一下我們的難友，但是他們如臨大敵。
“我們難屬加起來有30來位，一些傷殘者也去了。今天簽到的一共有99位，後來的有十幾位，簽到紙沒有了，這樣説有100多人參加。
“有些人在廣場上叫住了我，吿訴我他們是冰嫻小時候的同班同學。”
早在這次遺體吿別儀式之前4天，1月27日北京部分“六四”難屬為蘇冰嫻女士舉行了追思悼念儀式，丁子霖女士講述當時的情況。
丁子霖：“1月27日下午兩點，我們在北京的將近30位‘六四’難屬聚集在蘇冰嫻家裡，為因意外去世的蘇冰嫻女士舉行了一個簡樸、莊重的追思悼念儀式。
“她的家屬在她生前臥室裡放置了一個小小的靈堂，牆壁中間掛著蘇冰嫻女士的遺像，左邊擺放著她的兒子、‘六四’死難者趙龍的遺像，右邊擺放著‘世界爭取民主運動’在去年10月丨分授予‘天安門母親運動’的‘民主勇氣獎’獎狀。
“在冰嫻遺像下的供桌上，點著一盞長明燈。周圍的地面上擺放著冰嫻的親友和在京部分難友贈送的鮮花和花籃。
“追思悼念儀式在哀樂中開始，由我主持。我開始就説一今天，我們這些苦命人相聚在一起，沉痛地悼念和追思我們的好姐妹蘇冰嫻。自從1995年冰嫻參加到我們這個群體中來，她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默默地做了大量不為人們所知道的事情。但是，就在我們這個群體獲得國際社會承認，被授予‘天安門母親民主勇氣獎’的時候，她突然離我們而去。一個冰嫻倒下了，將會有更多的冰嫻站起來！”
參加了這次追思悼念儀式的“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是“六四”遇難者19歲中學生王楠的母親，她回憶蘇冰嫻女士——
張先玲：“冰嫻是個非常堅強的人，最近這幾年裡，她確實為‘六四’群體做了不少事，我覺得她是個非常優秀的母親。可她去世太早了，很多可以做的事還沒來得及做。她最後一次見到我還對我説，她想寫些東西。但還沒來得及寫就走了。”
在北京的“六四”難屬徐玨女士是一位地質科學工作者。她21歲的兒子吳向東在“六四”遇難。幾年後，她的先生吳學漢在哀痛中罹患癌症去世。現在孤身一人住在北京的徐玨女士談蘇冰嫻女士逝世後，她的心情。
徐玨：“剛聽到消息，真像晴天霹靂。我真難以接受我們難屬群體中一位這麼好的姐妹就這麼走了。
“我也覺得自己的擔子更重了。蘇冰嫻為了我們難屬工作的進行到處奔波，不管是烈日的夏天，還是嚴寒的冬天，很多我們活動中比較危險的工作，她都站出來去自己幹。同時，一些默默無聞的工作她也做了，卻從不來吭聲。蘇冰嫻確實在我們難屬中是影響非常大、非常好的。
“一方面，我心裡很悲傷；另一方面，我們會更加堅決地鬥爭到底。大家並沒有因為這個意外就意志衰退，而是更加有勇氣，更覺得應該學習蘇冰嫻那種精神，堅持鬥爭到底。”
丁子霖女士在追思悼念儀式上朗讀了自己執筆的祭文《哭冰嫻》——
冰嫻，我們的好姐妹！你怎麽就這樣走了？走得如此急迫？連一聲道別都沒有來得及？冰嫻，從此我們天各一方，再難相見。你叫我們怎麽能夠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冰嫻，自從我們九五年相識以後，你就把我們這個受難群體當成了自己的家。你為這個家付出了很多，你是我們這個家庭不可替代的一員，我們不能沒有你！
冰嫻，你頑強地倒下了，倒在了尋求正義的路途上。我們怎能忘懷，無論是在與強權的抗爭中，還是在與邪惡的較量中，你大義凜然，無私無畏。即使面對高壓和威逼，也毫不退縮。你是一位平凡的母親，但是，在我們這個天安門母親群體中，你又是一位最勇敢、最值得人們尊敬的偉大母親！
冰嫻，我們今天相聚在一起，向你作最後的話別。你放心地走吧，我們知道你心裡想的是什麽，我們也知道你想要做的是什麽，就讓我們去為你完成吧！你雖然走了，但你的血將流在我們身上，你的生命將在我們群體中延續。我們將以全部的努力去實現你的遺願。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站在你的靈前對你説：冰嫻，我們的好姐妹，你可以安息了！
在京部分難屬(丁子霖執筆）
2001年1月27日
被中國官方稱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的已故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的夫人路易絲•惠勒•斯諾，2000年4月到訪中國，曾經和蘇冰嫻見過面，她對蘇冰嫻有很深的印象。
艾德加•斯諾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曾到延安採訪過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出版了《西行漫記》一書，首次以外國記者身分向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
斯諾去世後，斯諾夫人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學。斯諾夫人去年北京之行目的之一是去祭掃斯諾墓，同時受海外人權組織等委託，計劃會見丁子霖女士，並轉交海外人士給“六四”難屬的人道捐款。
得知蘇冰嫻逝世的消息，斯諾夫人致信丁子霖和蘇冰嫻的先生趙廷杰。
丁子霖：“昨天深夜，‘中國人權’的劉青先生給我傳真來這兩封珍貴的信。信是1月18日斯諾夫人得知冰嫻去世後寫的。今天翻譯之後，我把信傳給了趙先生。
斯諾給我的信是這樣的（譯文）一
親愛的丁子霖：
但願你能收的我寫的這幾行字。我謹對蘇冰嫻女士悲慘的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自1989年6月以來，你和她在進行多年勇敢的鬥爭中聚集了眾多的朋友，我希望他們都能感受到我的悲傷，我們痛失蘇冰嫻。
我當然知道她的去世對你更是一個重大损失，儘管我僅在去年4月和蘇見了短短的一面，但她在我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我和我兒子因被阻未能與你見面而感到失望時，蘇冰嫻當著便衣警察和安全人員的面，勇敢地向我們伸出了歡迎和友誼之手。她和你一樣，是一位勇敢、熱情，為真理和正義奮鬥，且舉止得體的人。
她的這一形象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知道，我將永遠不能再和蘇見面了，但我衷心希望有朝一日你和我仍能相會。
蘇曾勇敢地試圖説服校衛隊讓我們能相會，而未能成功。我也和你一樣懷念你的親愛的朋友蘇冰嫻。
路易絲.斯諾2001年1月18曰
蘇冰嫻女士的先生趙廷杰也收到了斯諾夫人的信，他談了信的內容（譯文）——
親愛的趙先生：
在這痛苦的時到，我和我的兒子一起向你和你的家人對蘇冰嫻的悲慘去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儘管我只是去年4月在北京見了蘇冰嫻一面，但是我終生難忘這一面：一面是中國官方的敵意和恐爾，一面是令我生出敬意的勇敢的中國婦女的形象。
她後來為此受到迫害，使我深感悲傷。在她受拘留和羈押的期間，表現出無限的勇氣，令人振奮。
你應該為此而感到自豪。
我非常高興能稱她為我的朋友，讓我們繼續發揚她的勇敢精神。
致以深切的同情！
露伊斯•斯諾2001年1月18曰
我通過電話採訪了現在住在瑞士的79歲高齡的斯諾夫人。
斯諾夫人：“（中譯）我對此極其悲痛，我為這一消息所震驚。對我來説，蘇冰嫻是與丁子霖和其他‘六四’難屬一起，以極大的勇氣為1989年天安門死難者爭取公正而並肩站立的。
“我認識她並不久，只在北京見過她一面。
“去年4月，我和我兒子在北京試圖與丁子霖會面，並希望中國當局允許我轉交國際上對天安門死難者家庭的人道救援款。難屬們本身沒有錯，只是由於他們在1989年失去了親人而受到迫害。
“我起初認為，中國宣稱的與我丈夫艾德加•斯諾、我本人和我家庭的友誼可以使我的這個行動獲得批准，但是中國方面無人理睬。
“我們受到國際媒體的採訪，這很好，因為這使問題公之於眾。但是在去中國人民大學丁子霖家要與她會面的時候，我們受到秘密警察跟蹤，被關在大學校門外。
“丁子霖也被關在家裡，不准出來與我們會面。
“代替她的是蘇冰嫻，丁子霖的好朋友。她來到我跟前，向我解釋説，丁子霖被警察堵在家裡，不准出來與我會面。蘇冰嫻試圖説服大學門衛讓我們進入校園，她使我非常感動。她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婦女，大膽直言，但仍然沒法帶我們進入校園。
“在我與她相處的這段時間，我瞭解到蘇冰嫻是一位有非凡勇氣，有敎養的婦女，她將她的信念、勇氣獻給了維護真理和正義的人們。”
當我問斯諾夫人是否知道蘇冰嫻被警察扣押一事時，她説：“我當然知道。那是在我和兒子離開中國返回瑞士的前一天，我臨走前向中國當局發表了一個聲明説，如果此類事件繼續下去，我不得不重新考慮將我丈夫的骨灰留在北京是否適當。
“我沒有責任這樣做，但是我希望這個聲明會給那些不想正視事實、不公正對待那些死者家庭的執法人員一點壓力。”
主持人：“離開中國後您是否與蘇冰嫻聯絡過？”
斯諾夫人：“沒有。你知道我與被認為是中國的異議人士聯繫多麼不容易，他們的電話被竊聽。我曾試過多次，打電話給丁子霖她們，但電話被多次切斷。”
4個多月前，蘇冰嫻女士在“心靈之旅”節目中講述了她在兒子趙龍遇難後走過的心路歷程，想不到這竟是她留給我們節目的最後的聲音
蘇冰嫻：“趙龍是死在民族宫那一帶的，胸部從左向右被3顆子彈打在最要害的部位，當場就送命了。
主持人：“1989年時您和您家庭的情況是怎樣的？”
蘇冰嫻：“我原在上海一個海軍研究所工作。轉業後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編譯局工作。這是一個專門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單位，我的辦公地點就在西單附近。
“1989年時，雖然我們單位就在長安街西單路口附近，因為忙我很少上街。
“有一次，大概是在四、五月間，我和我先生在街上看到大隊的學生遊行，他們從北太平莊一直走到西單，我們就跟著他們走到天安門廣場。從此就對這場運動非常關心了。
“看著這些年輕人的隊伍源源不斷走向天安門，當時我感動得掉下眼淚，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但感到會有很重要的事情發生。
“此後，我和我先生每天晚上下班後都到天安門去，甚至白天工作時間也會趁休息時間上街看看。
“1989年那個春天的北京是非常讓人動心的，真是牽動萬人心的場面。
“為什麼後來整個北京那麼多人走到街上去？就是因為政府對學生採取的態度激發了北京人民對學生的同情和關心。
“我和我們單位曾經兩次上街表示對學生的聲援，儘管那時候已經禁止遊行了，但是很多單位還是想表達他們的願望，希望政府能夠重視學生的要求。當時我們沒有想到會發生那麼嚴重的後果。
“那時我和我先生對這場運動很關心，我們的兒子趙龍也很關心。當時走上街頭的青年人很多，後來才有成年人和各單位的人集體上街。這個場面我終生難忘，有時候我站在中南海的紅牆前，滿街都是人，喊著口號。最讓人難忘的口號是‘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
“可是，換來的卻是殘酷鎮壓，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如果我們早知道會發生這種事情，就可以在北京唱一出‘空城計’，像莫斯科在1818年對付拿破崙的行動，讓他們（的軍人）陷入困境。我們是太不覺悟了，那時候我的女兒上街，我的大兒子也是這樣。我們家一共5個人，大家都關心這場學生運動，這在北京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現象。
“當時，我擔心大兒子，因為他剛大學畢業，在國家氣象局工作，正在準備到美國去留學。我擔心他因為總上街，將來秋後算帳時，影響他通過政治審查。我就對小兒子趙龍説‘我買了一張火車票，你給哥哥送去，吿訴他，讓他回鄭州去’。因為我父母家在鄭州，我讓趙龍吿訴他，就説‘爺爺病重，讓他回去看望爺爺，爺爺想他了’。爺爺確實特別想他，因為小時候他和爺爺住過幾年。
“趙龍在遇難之前做了這件事，把哥哥送到火車站。當時，火車站人山人海。第二天，趙龍就遇難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主持人：“能詳細談談趙龍遇難前後的情況嗎？”
蘇冰嫻：“6月3日下午我到長安街看了，街上人山人海，中南海那裡有高音喇叭廣播説，晚上街上有行動，如果發生什麼事情，個人負責。他們越是這麼説，滿街的人群越是憤慨，越是口號連天，越是與當局對抗。即便這樣，我也覺得他們是恐嚇，我根本沒有想到當天晚上採取的‘行動’就是‘開檜’。
“我回家後跟我先生、小女兒和小兒子説‘今天晚上我們應該注意了，滿街都是人可能會出事，稍微一有騷動就會有生命危險’。我説‘大家今天晚上是不是就不要出去了。
“趙龍、我女兒和我先生他們三個人説‘那我們一定要去看看，大家都這麼關心，我們去看看。’我只好説‘好，我在家裡等你們’。結果，等到12點時，他們還沒有回來，我等得非常心焦。
“後來，突然聽到檜聲，就像放鞭炮一樣，當時周圍的每個人都是證人，誰都聽得很清楚。聽到檜聲，我們還不相信，説‘這是放鞭炮嚇唬這些年輕人吧？’所以，我和鄰居們都湧到胡同口，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很多年輕人聽到檜聲，以為是鞭炮聲，就騎車成群結隊地湧向西單路口。這時候，坦克車也過去了。
“我們當時心裡很著急，想阻攔這些年輕人騎車往路口衝，但是根本不可能。坦克衝過去了，人也衝過去了。
“很快，大概到了 12點多，有人説，咱們到路口看看吧。我説‘可能真是檜聲，我搞不清楚。我現在要等孩子們回來。’
“這時候，有受傷的人被三輪車搶救下來，找電話亭，就在我跟前説‘快讓開！讓我打個電話！他真的受傷了，真的開檜了！他的腸子都流出來了！快給他家裡打個電話，説不定他就要死了’。
“那時候，我相信真開檜了，非常非常擔心。很快我先生和女兒回來了，他們説，他們從民族宫那邊過來，真開檜了，有人被打死。所以，他們急著回來找我。
“過了一會兒，我們看見趙龍也騎車過來了。當時，發生了這樣的慘劇，我好像根本沒有力氣走回家去，就跟幾個同事蹲在馬路邊上。
“我先生回來後，吿訴我説，趙龍不在了。
“院子裡好幾個人看見他了，還對他説‘開檜了，龍龍你不要去了’。龍龍説‘我到樓上看了，我媽媽不在，我去找媽媽去’。好幾個阿姨勸他不要出去了，他還是騎車走了。他沒有留心我在路口。
“他是和一群年輕人一塊兒，檜聲對他們這些年輕人來説有一種吸引力。我這樣想，他們當時可能認為軍人不會開檜。因為他們從小受的敎育吿訴他們，開檜是在戰場上，比如在朝鮮戰場上、在抗曰戰爭中，他們絕不會想到解放軍叔叔會向他們開檜！他們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情去的，根本沒有想到是去送命的。
“趙龍死在民族宫那一帶，趙龍死時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先生和我們家的人都認為，幾個孩子中趙龍是最機靈的一個、他的反應最靈敏、動作最靈巧，我們都想不到他會出問題。我女兒和先生當時就勸我回家休息，他們去找趙龍。
“到早上6點多，他們回來説，沒有找到。於是，我們，還有我們單位一些年輕人拿著趙龍的照片到各個醫院去找。因為那時候不可能在街上找到一個傷員或死者，在那種場面下，很多人思想境界非常高，特別是那些原來在社會上被人瞧不起的人，比如蹬三輪車的、做小生意的、擺攤賣服裝的那些人，很多受傷的人和死亡的人都是被他們這些有良知的人搶救的。
“在搶救過程中，他們甚至自己受了傷，或送了命的也不在少數。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線索尋訪到他們。”
主持人：“您最後怎麼得知趙龍遇難的情況？”
蘇冰嫻：“我和丈夫跑了很多醫院。在白塔寺人民醫院查了死亡名單，40多名，沒有趙龍。到別的醫院，一直也沒找到。我們當時只是找了長安街路北的醫院，因為我們住在路北，趙龍如果受傷的話，應該被送到路北的醫院。我又向在公安部門工作的同學詢問‘六四’期間抓的人都關在什麼地方？我想，如果把他抓起來，打一頓或者判刑，還能有條活命。
“那時，各醫院死亡名單都是幾十、幾十的了。我想，能夠把他抓起來更好。我就抱著一線希望問我的同學。他回答，那天晚上沒有抓人。那就是説，都是開檜解決了。
“後來，我一個同事的女兒跟他爸爸講，她所在的醫院（在長安街路南四川飯店）附近的北京第二人民醫院，到6月7日還有六、七具遺體沒人認領，如果再沒人認領，天氣太熱，他們馬上就會作為無名屍體火化。
“當時，各路口都有戒嚴部隊，如果喊你，你不停，就會開檜射撃。
“趙龍的同學和朋友都是20歲上下，主動要求幫我一起找，我對他們説，你們絕對不能上街了，你們出現在馬路上都會有生命危險，趙龍已經出事了，不能再讓你們出事。
“我先生説，他自己一個人去。我先生是海軍離休幹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的。他沒有直接到西單路口去找，而是繞道，通過很遠的小胡同拐到四川飯店，找到了第二人民醫院。他看了照片，儘管上面的臉已經變形，但從衣服和鞋，他認出了是趙龍，就去看遺體，一看他差點昏過去。
“確定是趙龍之後，當時我嚎啕大哭，覺得好像是在作惡夢：怎麼可能在天安門、在長安街用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人開檜呢？ ！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從小生活在解放區，受到黨的敎育，完全不是這樣的。
“這次發生的事使我震動得簡直像天天在作惡夢一樣。我的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該做什麼。幾天之內我的體重從120多斤降到90多斤。
“丁子霖、張先玲她們比我勇敢，比我頭腦清醒，她們很早就站出來為自己的孩子伸張正義。當時我就是找單位、找派出所。我甚至要求單位‘安排我跟李鵬在中央電視台公開辯論，看我是不是有理，如果證明我沒理，可以檜斃我’。
“我説這些有什麼用？李鵬也聽不到，他不會這樣做，不會接受我的挑戰。
“後來，大概到1994年或1995年，還是我的同學從美國回來，向我介紹了一些情況，我才和丁子霖他們認識，加入了 ‘六四’難屬群體，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了。
“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難，我們的活動都受到監視。電話被竊聽，稍微一動，門口就有人看著。我們難友相識了，是由血和淚聯繫在一起的，我們都是死了孩子的，心境完全一樣，誰也不可能把我們分割開。
“中國沒有開闢哪怕是一個角落讓我們講話。”
蘇冰嫻女士講述她由於接觸斯諾夫人而被警察關押的經過。
蘇冰嫻：“他們把我塞到汽車裡，一下子就拉到北京市安全局海淀分局一個小院裡，門口有大鐵門鎖著，裡面有條大狼狗。他們來了一夥人，其中有一個給我照相。然後把我帶到地下室的第十三審訊室，裡面有一個凳子。
“他們指著凳子説‘蘇冰嫻你坐下！’
“我説‘我不坐！這個地方是犯人坐的地方，我又不是犯人，為什麼要坐在這個地方？’
“他們説‘來人，搜身！’
“男的都出去了，女的來翻，把我的長褲脱下去，只讓我穿一條短褲。我所有的東西，連一張小紙片都翻走了。還讓我在拘捕令上簽字。
“他們説‘你交代你在（人民大學校門外）廣場上都講了什麼？你用流利的英語發表了演説，你們用英語談了什麼？她給了你什麼文件？給你多少錢？……’
“整個晚上對我進行‘攻心敎育’。
“他們説‘你是從解放區來的，你的父母為革命’怎麼樣……還説‘如果沒有那次（鎮壓）‘六四風波’，現在國家會多麼悲慘。
“我説‘這是你們的想法。我認為，如果能夠正確處理，國家的貪污腐敗也不會到今天這個程度。就是因為你們屠殺了群眾、屠殺了學生，給這些貪官污吏鋪平了道路’。
“當天從晚上一直審問到夜裡3點鐘。
“就在那裡，夜裡3點鐘我睡著了，我夢見了趙龍。
“他一臉髒，帶著血跡回來了。我當時很激動，我説‘趙龍沒有死嘛，他活著，他只是受了一點傷嘛。’我就去拉他，一拉沒有拉到，我醒來了。
“我沒想到第二天他們把我放了，這可能就是因為丁子霖他們作了很多努力，還有斯諾夫人也很關心這件事。”
蘇冰嫻突然逝世，這成了她留給我們最後的聲音。
他的先生趙廷杰表示，希望“六四”難群體能夠更緊密地凝聚起來，為實現我們的共同訴求作最大的努力。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