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红八月”——毛泽东与“红卫兵”的暴行
(首播：1999年8月14日）每当谈起1966年在中国大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常常会提到“红卫兵”。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这样记载：“1966年8月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到北京串联的各地‘红卫兵’及师生（以后，7次接见，被接见总人数达1100多万）次日，8月19日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活动。此后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仿效。”
1966年8月18日，曾经被称为“红卫兵的节日”。“红卫兵”制造的以“红色恐怖”为特征的“红八月”，究竟是怎样血腥的红色？
对于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那是记忆中永远无法被撕去的一页。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可能是难以置信、朦胧而遥远的故事。
在以“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为特征的“红八月”，中国大陆数以万计的人，或者被活活打死，或者由于不堪被批斗毒打而自杀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遗像
卞仲耘在疯狂的“红八月”被自己的一群学生残酷殴打致死，是“文革”时期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当又一个8月18日即将到来时，让我们随着一段已经存入历史档案的实况录音，重回1966年8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再次审视思考当年发生的一切。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报导实况录音）
合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现场播音员男：“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我国兴起，8月18日，我们敬爱的领袖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万革命群众一起，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致‘开会词’。”
陈伯达：“同志们、同学们，现在开会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龙手毛主席，今天在这轻同大家见面！”
众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同志们，同学们！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播音员男：“周恩来同志讲话。”
周恩来：“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问你们好，向你们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我们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和敎职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辛苦了！
“党中央刚刚开过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新胜利！
“这几天，全北京在欢腾，全国城市和乡村在欢腾，到处敲锣打鼓，送喜报、开庆祝会，下决心书，亿万人民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今天，我们又在天安门这个广场上，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开庆祝会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众欢呼）”
1966年8月18日在“文革史”中究竟是怎样一个日子？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发表他的看法。
丁抒：“8月18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游行，以中共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的一个盛大节日。毛泽东邀请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并合影。被毛泽东成为‘了不起的女娃娃’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头头彭小蒙站在毛泽东身边代表‘红卫兵’向百万人讲了话，集会到下午才散。
“除了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一零一中‘红卫兵’将美术敎师陈宝坤围殴致死以外，当天‘红卫兵’没做什么大事。
“惊天动地的‘破四旧’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插播：文革时期歌曲）
齐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轻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
现在在美国洛杉矶担任经济师的当年北京一零一中学学生朱青鸟回忆说：“我们当时的校长是张太雷的夫人，刘少奇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文革’前都说是什么‘敬爱的革命老妈妈’，后来就开始有人贴她‘大字报’。然后终于就冲破什么‘阻力’把她拉出去斗，斗老师，给他们挂牌子，打他们。张太雷因为跟毛泽东他们历史上是同一等级的人，把张太雷夫人抓去斗，她当时说自己有糖尿病，给她‘坐飞机’(一种反剪双臂低头的姿势），我记得她站也站不稳，腿弯着，要打滑。要‘出溜’下去，然后自己还喊‘我是老革命’，那些人就在后面推她，了不起的‘革命老人’ 一下子狗屎不如的那种样子。我印象满深的。
“后来他们把美术老师陈宝坤打死了。
“我们学校有一个喷水池，中间是一个雕塑仙鹤喷水的。他们就把他扔到那个池子里，他就在里面爬。上面的人就往下扔石头打他，吐唾沫，一直到最后他爬不动死了。”
多年来致力于“文革史”研究、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敎的王友琴博士，特别对“文革”中学生殴打校长、老师致死的案例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
王友琴：“在这些年，我跟数百名‘文革’经历者谈话，也搜集了‘文革’时代非正式发表的各种文件和报纸。除了我们现在看见的已被报吿的‘文革’ 一面之外，还有另外一面。
“1966年7月底，‘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开始建立，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暴力迫害行为。首先是针对敎员的，后来又扩大到校园之外。
“我特别要提到1966年8月5日，那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
“这是历史的一个血腥标记。从那天开始，好像是说，一个人可以被一群人这样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卞仲耘老师当时在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 17年，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从这个学校女敎师死后，就标志着一个深渊的开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
“这件事在8月5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开始。打的过程，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然后被体罚，甚至有人踩在她的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被放到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却没有人把她送医院。
“直到晚上她才被送到医院，医生说她已经死了大概几小时。她死在现场，当时的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敎导主任梅树民，还有姓汪的副敎导主任，他们都被打成重伤，胡志涛被打成多处骨折。
“在北京，卞仲耘是第一个敎师里受难者。当然，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这是最早发生的。”
现在在北京一家报社作记者的秦风女士，“文革”时是王友琴博士以上所提到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秦风说，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30多年过去，无论如何无法忘记当时所感到的惊骇。
秦风：“当时我是初二学生。从6月开始，学校就乱起来，8月达到一个顶峰，那种激烈程度，现在叫恶性程度，当时说就是‘革命造反’的那个力度，达到一个顶峰。当时经常有斗老师啊、斗校领导啊，而且在斗当中就有打呀、什么戴纸篓和泼墨水这种比较过激的行动，当时这种行动也是个逐步升级过程。
“一帮非常斯文、优秀的女校学生怎么会突然一天之内，天使就变成了恶魔，能用那么激烈的行动把一个女校长给打死。现在觉得好像是不可解释、不可思议。后来，包括出去‘串联’，我见过很多的斗和打。我们学校也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嘛，那是我校学生宋彬彬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后。”
无论是当年的中学生，还是文革研究者，就算当时普通的北京市民，也忘不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有位叫宋彬彬的女学生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当时的报纸、广播广泛地报导了毛泽东和宋彬彬的对话。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报导实况录音）
歌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 ‘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甚么也不怕！……”
现在在美国加州政府机构担任公务员的艾迪先生，“文革”时是山东省一所中学高三学生。他回忆起当年北京的“红卫兵”如何到他所在学校去“点火”。
艾迪：“最先有‘红卫兵’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它有那么可怕。从什么时候自己的感觉有改变呢？就是从北京师大女附中有两位‘女将’到青岛市去‘点火’。‘点火’后，从打老师开始，又打同学。旁边有同学提出不同意见，马上就挨打。当然先要问‘什么出身’。
“我还记得，那位头头说，是‘红五类’的就可以辩论，不是‘红五类’的那就打‘狗崽子’。‘红卫兵’实际就是兵和匪的结合，所以他们当时抄家，就说了算了，比政法机关还厉害。政法机关起码还要罗列什么‘罪名’，他们根本不用。只要有学校一个介绍：这人家可以抄，马上就去了。
“比较凶的是前面那一拨儿，实际上不是一日之功，那就像当年的希特勒一样。”
现在在美国一家公司担任经算师的陆文禾博士，“文革”的时候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六八届初中生，他回忆上海“红卫兵”当年如何效法北京“红卫兵”。
陆文禾：“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这是全国范围的。那时候我只有13岁，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八一八’之前，我们班有个同学是干部的孩子，叫白晓苏，他的哥哥叫白晓鲁，刚从北京回来。那时候，所有的干部的孩子都穿上黄军装了，我们就感觉跟其他不穿黄军装的人很不一样了。
“他来了就说，他哥哥刚从北京回来，北京的‘红卫兵’都很厉害，他讲话时透出非常羡慕。我们当然也是很注意地听。他说，北京警察根本不敢管这些学生，这些人把地主揪出来，皮带拿出来，打死。
“他意思是说上海非常落后，应该效法北京的‘红卫兵’那样做。上海跟其它各地一样，想办法紧跟北京，步子总归比北京慢一点。后来就开始打了，当时就分出‘红五类’ 了嘛，是以‘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作为标准。所有‘黑五类’的，就是打死了也不足惜。
“当时在学校里，老师挨打。我有个老师，敎地理的范湘叔老师，当时他就有60岁，地理敎得很好，但是后来听说他是地主，所以很多人打他。”
(插播：“文革”时期歌曲）
红卫兵，红卫兵，伟大的统帅是毛泽东。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毛主席的话我坚决听。
举红旗，擂战鼓，赤胆忠心闹革命，
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1966年“红八月”的成因究竟是什么？这是专家学者们非常重视的研究课题。
丁抒博士根据一些已公开和尚未公开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丁抒：“由于《人民日报》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转眼间，‘破四旧’运动就燃遍全国城乡，并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他们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吿》。其逻辑简单易懂一只要杀的是坏人、牛鬼蛇神，那就是革命的行动，就是‘好得很’。
“北京129中学的学生抄原中央工商管理局副局长千家驹的家时，一边抽打他，一边说‘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8月3日，江苏省‘红卫兵大造反’，将省敎育局局长吴天石及其夫人拖出去斗争，并将夫妇二人活活拖死。
“是年，南京师范学院甚至建了一座毛泽东塑像，纪念这‘八三造反行动’。毛泽东知道学生打死人的事情后，写了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发给党的干部。
“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的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江青传达的稍有一点不同，‘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既然‘红卫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坏人，‘红卫兵’打起人来便更加有恃无恐。例如，兰州大学学生在鞭打牛鬼蛇神时，常常念毛主席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吿》或者干脆念毛主席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
“8月4日，江青和康生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江青在台上指着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大骂‘你是别人养的一条狗，你狗仗人势’。当学生用皮带抽打张承先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人就坐在主席台上，无动于衷，等于纵容学生。
“中共中央里没有人出头制止‘红卫兵’胡乱打死人的行为。
“后来，叶剑英元帅接见学生代表，一方面说，随便打死人也不对；另一方面又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10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们，这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 ‘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在20万人以上。”
在“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的案头，有一份长长的“红色恐怖”受难者名单。
王友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百万红卫兵。第二天8月19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舞台上，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学生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北京市敎育局的一些干部。
“那天敎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当时八中的校长叫温寒江，昏倒在血泊中，就在这个舞台上。
“8月22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打死。北京第八中学党总支书记华锦被打死（有说是被殴打后自杀而死），化学老师韩玖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得了败血症，几乎死掉，以后终生残废。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有3个老师被打死。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敎导主任吕真先被打死。”
“这里所说的只是我现在了解的一部分名字。除了老师，这种残酷的暴力迫害，也施加于学生。因为当时流行一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打、被污辱。
“北京第六中学学生王光华，就被打死；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武素鹏，也是被打死的。
“我们知道这个‘红卫兵’运动发源于北京的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在清华大学附中，1966年8月26日晚上一个斗争会上，打了一批老师。会后，物理敎员刘树华跳烟囱自杀了，当时他只有26岁。
“第二天，在北京大学附中附近住的中国科学院的工人陈彦荣下班后，和他妻子一起被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拉到学校，打到半夜，他被打死了。
“那天被打死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名字是什么现在也不知道。因为在‘文革’后，也没有家属来吿诉这个死者的名字。
“根据当时内部一个报吿，从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被打死的人是1772名。有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多，不管怎么样，1772人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而且他们是被棍棒、拳头杀死的，过程可能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
“最高峰时期就是在毛泽东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间，也就是在8月18日和8月31日之间。”
“这样一些行为不仅在北京，也在外省发生。
“厦门第八中学两个老师，黄祖彬和萨其琛被打死；南京第二中学老师朱庆颐，也被打死的；在上海、在广州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些死者都是一些普通老师，正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所以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应该被我们记载下来，因为他们的命运和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更相关联。
“作为历史研究，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正视事实，这最重要，没有理由隐瞒这些事实。
“记住这些死者的名字，表示我们对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生命能够得到平等的保护。”
(插播：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录音片段）
丁抒博士详细研究了这天天安门城楼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细节和背景。
丁抒：“8月1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以前，中央作了学校9月复课的决定。如果学生们都回到学校走回敎室，‘文革’将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
“但是毛泽东个人一句话，就推翻了中央全会的决定。毛泽东要借助学生，把已经点起来的火烧遍全国。
“这个算盘，聪明如周恩来者不可能看不清，他不希望学生卷入中央的权力斗争，他想把学生请回校园。‘八一八’大会进行中，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说‘主席，一些北京的学生说，外地大中学校的同学纷纷来到首都，是不是会影响首都各学校的敎育改革？人来多了，食宿、交通都有困难，9月份以前学校复课恐怕不易实现。’
“周恩来的目的是想得到毛的一句话，动员他们回去，有了这句话，周恩来就会果断行动，先利用北京学生将外地学生送回去，再将北京学生请回校园。
“但是毛泽东回答说‘不要紧，群众目前只是刚刚发动起来，搞革命就是要搞串联，大革命就要串联，恩来，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就靠串联才搞到一起吗？北洋军阀虽然有桧有炮，可是全国的学生团结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
“这时候毛泽东说的‘北洋军阀’，实际上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对于周恩来来说，毛的话比党的决定更重要。他的任务是执行毛的指示而不是党的决议，只要毛有了指示，中央全会的决定就可以不作数。
“于是，周恩来马上应诺‘那好，我去安排一下。就转身走开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学生回学校念书？人总要有事情干，毛泽东已经决定将刘少奇的问题捅开，让学生充当马前卒。”
“在‘八一八’大会上，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了话以后，见到刘少奇，后来她有一段文字记述了那随后的一幕：
“她说：我兴冲冲走过去，颇不懂事地给刘主席戴上一个红袖章，并且汇报说：刘主席，您知道吗？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戴这些袖章，就是仿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的纠察队（因为刘少奇是当年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刘少奇点了点头，嘴角微动，权作回答。我似乎感到有点什么？——他心情不好，于是我跑回毛主席所在的城楼会客室，问‘毛主席呀，刘主席怎么好象不开心呢？’
“ ‘嗯’，主席沉吟了片刻，‘他吗，他不支持你们’。”
丁抒：“毛泽东将中央高层领导的分歧透露给一个17岁的中学生，这是中共40多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毛泽东显然下了决心，要将刘少奇的问题捅开。他不惜践踏党纪，他知道，要让‘红卫兵’知道毛泽东支持他们，而刘少奇不支持他们，‘火药包’就会爆炸，就会炸得天翻地覆，那时候刘少奇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毛泽东点的火，确实最终烧死了刘少奇。煽动以彭小蒙为代表的那批‘红卫兵’起来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
“把‘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他们是先锋；斗争学校里的‘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是主要打手；用乱棍打死老师校长的就是这批人。可是，他们是共产党的子弟，他们热衷于横扫的‘牛鬼蛇神’，是不包括他们父辈的。
“毛泽东同彭小蒙谈话以后，中宣部副部长熊复马上吿诫她‘你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学生，要遵守党的纪律，今天毛主席对你讲的话，都应该保密，不要到处乱说’。
“不仅仅因为遵守纪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不仅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是刘主席的‘红卫兵’，彭小蒙没将毛主席说的话透露出来。
“结果‘红卫兵’都不知道毛主席、刘主席不是一伙的。所以当几天以后，清华大学内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起的时候，那批‘子弟兵’就认为，那是‘狗崽子造反，反革命翻天’，在刘少奇的女儿等高干子弟的接应下，他们于8月24日结成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杀气腾腾地开进清华园，撕毁了全部大字报。”
“毛泽东曾经认为，他可以借用‘红卫兵’攻打刘邓的中央。北京高等院校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造反司令部’，称为‘第一司令部”’。毛泽东便让‘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司’。
“江青曾经找北京卫戊区司令傅崇碧说‘你们要支持首都红卫兵第一造反司令部，要帮助他们解决车辆’。但过后，毛泽东才明白‘一司’是由高干子弟控制的‘红卫兵’，干部子弟不会打自己的老子，他们控制的‘红卫兵’组织，不是他所需要的队伍。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也就转而利用‘三司’ 了。于是江青第二次指示傅崇碧，要他支持‘三司’、‘井冈山’，所谓‘三司’，是平民出身的学生组织的‘红卫兵’。”
“自从平民出身的学生也组织起‘红卫兵’之后，首都‘红卫兵’组织的干部子弟就不再自称是‘红卫兵’了。为与平民子弟划清界限，他们只称自己是‘老兵’，这批‘八一八，大会的英雄，再也没有兴趣参与文化革命了。
“这些‘红卫兵’，或者叫‘老兵’，留下的历史痕迹仅仅是一打老师、抄家、砸古物、烧书画……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当在20万以上。”
“红卫兵”运动又是怎么发端的呢？
现在在德国的中国学者、自由撰稿人、台湾《当代》杂志编委仲维光先生“文革”时是北京清华附中高中学生，中国最早的“红卫兵”，就出现在他所在的班级。
仲维光：“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和那个时代有很大关系。从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极权主义。
“从开始的‘三反五反’，到1957年的‘反右’，是一个比较决定性的变化。从1957年以后，我们这代人实际上就是在共产党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中生长的，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敎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切都是为了‘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实际上1966年以前，60年代初期就开始，这种极权主义走向另一个高峰，例如当时推行‘阶级路线’，对文化领域里的一些东西的批判。
“我觉得，清华附中‘红卫兵’完全是在60年代毛泽东极权主义思想道路上走下去的结果。”
“60年代，我初中有个同学叫张坚，功课很好。但在1964年考高中时，就因为‘家庭出身’，没有任何高中甚至中专录取他。张坚1965年又考了一次，又没被录取。就把张坚这当时才十五、六岁孩子的精神完全摧毁了。
“1964年我们学校还有个学生张明才16岁，在学校号称是‘天才儿童’，16岁考中国医科大学，成绩非常好，但就因为他父亲在台湾，他也没有考上，张明当时就疯了。他要去台湾找他的父亲，在清华附中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事件。这件事把他一生等于都毁了。
“当时这种‘阶级路线’，使得这两批学生一一般出身的和这些干部子弟，分成了两派。
“干部子弟在北京各个中学咄咄逼人地进攻这些平民子弟，尤其是学习、体育、文艺有特长的人，都成了他们在学校、在班里竞争的眼中钉。这种阵线的分明，在60年代初期就已经逐渐形成。”
“1964年学校里出现了一些‘小字报’ ’要使一切占据学校所谓‘领导地位’的位置都由干部子弟和所谓‘工农子女’来占领。
“当然啦，他们不可能在文艺、体育和学习各个领域里拔尖，因此就产生了和一般子女的冲突。他们在这些领域更强调‘阶级路线’、强调‘思想革命化’。
“发展到1965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以后，当时第一个‘红卫兵’是从我们班出来的。
“最开始他们提出的跟校领导搞对立的口号，说校领导重用了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子女。”
(插播：“文革”时期歌曲）
喊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仲维光：“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所谓‘老红卫兵’，所谓‘造反’ ’实际上他们在1966年初，甚至1965年底，就不断看到当时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讲话，以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批示，或者其它中央内部的动态。这些‘红卫兵’当时完全是亦步亦趋地跟着毛泽东的步调走，我们这些子弟当然不知道这些。
“每次毛泽东这种讲话公诸于世，也都引起他们雀跃和欢呼。
“当时很清楚地记得，每当一篇《解放军报》社论或者评论员文章出来，他们在班里都非常非常兴奋，在班里一遍一遍念。因为他们出身特殊，所以能够弄到《毛主席语录》，当时就是小的所谓‘红宝书’，在班里也觉高人一等。”
“到1966年5月25日，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对他们来说，整个形势就更加明显。
“后来，所谓‘老红卫兵’说，他们成立‘红卫兵’是在5月29日，但后来据他们里边的陶正说，实际是31日。后来因为大家都说是5月29日，也就没人再追究。实际是31日。
“这两天的差异实际上很重要。
“31日就是说，与6月1日《人民日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出来几乎是同时他们写的这个‘红卫兵’的大字报，就说明他们完全是跟着毛泽东内部消息起舞的，并不是像有些人讲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产物。
“到6月1日以后，‘红卫兵’才第一次正式打出来。”
(插播：“文革”时期歌曲）
红卫兵，举红旗，刀山火海敢上去，
文化革命当先锋，扫除一切害人虫，
红心忠于党，永远跟着毛主席，
大风大浪无阻挡，文化革命定胜利……
仲维光：“ ‘红卫兵’的名称，张承志说是他起的，我想这是对的。他当时讲‘就叫红卫兵’吧，我们要永远作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要保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实际上‘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在1966年6月10日前后，‘红卫兵’当时就在清华附中和其它学校已有暴力倾向产生，开始有打人现象。
“到7月份时，党内斗争比较激烈，当时毛泽东利用了刘少奇派‘工作组’问题要撤‘工作组’。毛泽东就发动‘红卫兵’小将来达到他的目的。7月下旬，他们获得这种信息，开始反‘工作组’。
“大概与此同时，7月下旬毛泽东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一些‘红卫兵’代表，他们对这些动态掌握得很清楚。毛泽东7月底给‘红卫兵’写信，刚写了这封信，‘红卫兵’几乎在24小时之内，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更加放肆。
“8月初，江青在天桥剧场接见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红卫兵’代表，对他们的支持就更大了。
“从7月到8月，打人开始成风。
“清华附中打‘出身不好’子弟事件也是在8月份出现的。”
“到了‘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就把他们的各种狂热推向高潮。
“‘八一八’以后到8月底，是北京市打死人和迫害性最大的半个月。‘红卫兵’把这推动到社会上。
“去‘破四旧’，例如，中国的很多庙宇、古迹……比如说颐和园吧，排云殿上雕刻的那些佛像，被砸掉了很多，几乎都没能逃脱红卫兵的破坏。只有极少数在当时被保护下来，说‘不得进入’，那就是极重要的，绝大多数都遭破坏。
“当时焚书现象很厉害，从各家抄家抄出来的书，送到造纸厂销毁，很多东西都荡然无存。
“当时，大家不断地听说……而且自己学校也有同学因为父母是资本家，或者是有历史问题，儿子把父亲打死了，或女儿把父亲、爷爷奶奶打死的现象。
“大概在各个中学，都有打死人的或自杀的现象。
“我们学校当时就有几个老师在被打过程中自杀。
“还有个同学叫郭兰蕙，说她是白专，是‘资产阶级情调’，最后郭兰蕙喝‘敌敌畏’，不准抢救，死了。”
作家张郎郎认为：“为什么‘红八月’会形成？在此之前‘红卫兵’从一个不被共产党承认的组织，突然变成一个合法组织，这件事情实际是一个授权的过程。”
张郎郎：“在1966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最早掀起‘红卫兵’运动。我们都知道是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骆小海和后来成为作家的张承志……他们当时正想找到一种怎样来表现自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能加入到这场人生难得碰到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革命运动中，变成一个先锋。
“卜大华正好看6月5日《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汉弗莱的哀叹》，批判当时的美国副总统，里面第一次引用了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一条语录，是毛泽东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诞辰’大会上讲话中一句话，后来传遍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卜大华一看这句话，就好像被一道闪电照亮，马上就明白了，找到了他们的‘法理’依据。
“他叫来骆小海、张承志，他们一看，就觉得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马上要成立一个组织，就跑到圆明园，说‘叫什么名字？ ’张承志想出来叫‘红卫兵’。
“他们写信给毛泽东，但被当时学校压制。又写一论、二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然后通过渠道交上去。”
“实际上也不能说是学生单方面，上边派了很多人，像康生、江青，以及他们下边的林杰、关锋，和更小的一些‘红色情报员’，都在替毛泽东想办法，怎么能够发动群众。拿毛泽东的话来说‘让社会乱起来，把敌人乱起来’，浑水才能摸鱼。怎么才能把他们弄乱呢？最好有学生能冲出来。但是，你得找到一个契机。正好他们这个‘三论造反有理’的文章被毛泽来看到了，真是天赐良机，对双方都是一拍即合。”
王友琴：“1966年8月5日晚，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以后，中学‘红卫兵’的头头就到北京饭店，向北京市领导人吴德报吿了这件事，吴德也一定向更高领导人报吿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很多内部报吿，差不多每天都报吿今天在北京打死多少人，所以上边当然知道这些情况。
“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后，当时北京市委办公室、周恩来办公室都曾经派人到这个学校来看情况。但因为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人到广播或报纸上说‘这是不可以的’，相反我们却看到‘八一八，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了 ‘红卫兵’袖章，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事情得到了鼓励，这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得到了这样特别的荣誉，这里头隐藏的信息和指令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插播：“文革”时期歌曲《造反歌》））
众女声齐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齐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张郎郎：“（北师大附属女中“红卫兵”）她们打死校长后，实际这时对政府来说完全有选择的机会。按照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十六条’明确地规定了 ‘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么，这时候中央只要出来讲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警察来说‘你们的革命行动
是好的，但是打死人的事情要按照法律处理’，那事情马上就会压下去。
“这时等于全市、全国‘红卫兵’都在看政府打算怎么办。
“正在这个火头上，就是在1966年8月，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就打死人这件事，明确地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呢？我看，打死人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你想想，这些党员，这些公安局的负责人……谢富治用路线斗争、犯错误来压住他们，实际上已经明确地吿诉你们，公安局不但不对他们绳之以法，而且根本不许管，谁要管，就犯错误。
“这个会议后不久，还是在8月，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领导人会议上，谢富治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是公安机关批准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的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把五类分子情况介绍给他们，和他们商量，当参谋’。说得已经不能再露骨了。”
“真正的恐怖高潮，据我了解是从8月24日到9月10日。他们去崇文门那边‘破四旧’，有一家人忍无可忍，有反抗行动，结果全家被打死。
“事情8月24日左右发生，掀起了打死人的高潮。
“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信号，‘红卫兵’马上撒出无数传单，说阶级敌人开始报复了，就走上街头。
“那个阶段我们在北京，可以说没有人没看到鲜血，到处都在打。官方统计，一共打死1700多人，但是我们看到的好像远远不只这么小的规模。
“我们当时恐怖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反对‘对联’，被‘红卫兵’看成眼中钉。
“有几次，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扬言到中央美院来抓我和邓林（邓小平的女儿）当时，我本想躲出去，但我们学校又成立了 ‘红卫兵’组织，勒令我必须留在学校。
“那时跟我一个宿舍的还有后来在哈佛大学学美术史的巫鸿、现在在香港大学敎书的万青力，我们3人留在宿舍。因为巫鸿家出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万青力家好像是地主，我家是‘黑帮’，我们3人不能离校。这时我们听见旁边打人，惨叫，旁边是东安市场，那儿正在‘破四旧’，到处杀声。
“我们躺在那儿，一夜一夜睡不了，不知道下一秒钟会不会来抓我们。这时，万青力曾建议‘要么跟我回老家，我们河北老家的农民比较好，咱们能够在哪天晚上逃跑’。现在想想后怕，还幸亏没去。后来大兴那边整个一村子的‘黑五类’男女老幼全部被杀死。”
“当时二十四中学生吴尔鹿偷偷跑来看我们，他吓得脸煞白说，看见他们同学怎么把一个所谓的‘流氓’学生……可能是已被勒令退学的……他们把他叫去，把他的那所谓‘背头’，就是头发长一点，有点油，就算流氓，必须把背头剃掉。那年轻人好像不太服气，结果几个‘红卫兵’按住他，另外的学生拿推子给他推，他还在那里挣扎，那学生一气之下，把推子往他的延髓整个就插下去。那人当时就倒在血泊中，没再动。
“后来，周围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红八月’最恐怖的那个阶段，我们路过帅府园拐过去煤渣胡同那边，从路灯底下过，我一看那人的头发怎么是紫色的？我想，那是不是个外国人？稍微近了一点看，原来是个老太太。她是白头发，跪在那儿，鲜血把头发都染成了不知道什么颜色，我赶紧扭头就走了。”
“在那种环境下，就像德国法西斯时代马门敎授的话，你别说挺身而出，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现在我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写我对打人问题的看法，谈几方面的合力是怎么样形成的。在学生或者‘红卫兵’这方面，是‘青春骚动期’。另一方面，他们急于参与权力分配，或者想当时代的英雄。
“当时我和‘联动’这些人在一块儿时，他们吿诉我说‘运动初期总理接见我们，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完了还不捞个中央委员当当？’不是一个人这么想，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一种要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的劲儿。 “从官方说，利用下面的布置、安排，在什么阶段可以开始打人了，故意‘放’他一段。
“‘红八月’很多人说‘失控’，实际没有失控。到了 10月，陈伯达出来讲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血统论’。《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社论和批判文章。一下全国一面倒地压过去，实际上那个时‘红卫兵恐怖’已经用够了，下边要用别的了。
“在这两种合力形成的时候，我认为是一个授权过程。突然宣布一部分人不受法律保护，所谓‘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所谓‘要想革命站过来，要想表现就去打死人’，就是授给他们这个权力的过程。
“谢富治的话等于宣布，中国的所谓‘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不再受法律保护。因为他说得很清楚‘我们根本不管’。有了这么一个正式授权，才把打人、打死人推到一个高潮。”
丁抒博士就“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发表最新研究资料认为，中国大陆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在200万以上，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1966年的“红色恐怖”。
丁抒：“广东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 ‘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中死人第一个高潮是1966年的‘红色恐怖’。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文革，这个‘横扫’造成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红卫兵’对牛鬼蛇神抄家，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总数应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从来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一棍棒和皮带。要是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公安局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范围的恐怖。后来
中共官方统计说，北京被打死1700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王友琴：“可是，现在（这批“红卫兵”）没有人去道过歉。这些非常残酷、血腥的迫害，对社会最直接的影响是，后来大家觉得好像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种精神伤痕是更深重的。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自责，没有自我反省，那么良心上的污点会永远留在那儿。
“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对他人遭受的痛苦表现非常冷漠，甚至已经忘掉。这也是‘文革’造成的最可怕后果之一。人的生命、法律程序这些东西都被漠视，甚至有些人不赞成打人，当时也觉得这是革命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枝节问题而已，我想这对我们的良心道德感是个非常大的扭曲和摧残。”
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仲维光说：“想起‘文化大革命’的很多东西，一方面对自己当时的表现，今天想来心中还在疼痛。我当时怎么会那么愚昧！那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清？我们这代人所能做的工作，也许就是反省自己这个时代和历史，能得出一些敎训和经验，使我们的后代能更像人那样生活。
“再看今天的《人民日报》和大陆很多东西，虽然有所松动，但是在社会主流里，人性的扭曲还是存在，只是不同程度而已，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的继续。‘文革’不过是发展到一个极端。‘文革’后，对‘文革’的反省从来没有认真进行过。
“本世纪出现了两个极权主义，一个是希特勒极权主义，另一个就是共产党极权主义。而中国‘红卫兵’现象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的一个表现。
“共产党社会还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剥夺了人的责任心，摧毁了一般人的伦理概念。他们把自己做的各种坏事都推为社会原因，而不去自己负责任。
“如果我们每人都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共产党社会也不会像‘文革’爆发这么没有任何阻挡。如果每个人都能负起责任，就能够阻挡住共产党社会很多丑恶东西。这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为真理而生存’，或者‘生活在真实中’。”
人们回忆与思考1966年“红八月”时，也追溯那些当事人这些年来的踪迹。
在美国的陆文禾博士说：“当时那些打人的人，那些‘红卫兵’，别人下乡时，他们不下乡，去参军；该上大学时上大学；该出国时就出国……反正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现在当资本家也是他们。”
艾迪先生说：“到美国来的好多当年的‘红卫兵’，改名的改名，献袖章的那位也改了名，是我们研究生院的同学。最早成立‘红卫兵’的那位也在美国，好多都在美国。他们也背弃了他们当初的理想，也不要求去实现什么共产主义了。对他们得罪了的那些人，他们没有道歉，并不是被得罪的人吃龄，是他们自己吃亏了，他们一辈子在阴影下。”
陆文禾：“总的来讲，我们这个民族不是个太老实的民族，对待自己不说实话，骗来骗去，还是骗了自己这个民族。
“打人的人不道歉，还有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看，没有出来阻拦的人也不谈这件事情，没有很多的正义感，自己做错了事就掩盖一下，只要跟自己不相干的别人受苦，不会站出来说什么话。但我还看到一些人对这些事情有些反省，希望还总是有的。”
张郎郎：“‘文革’时，实际已经斩断了这个政权和人民之间最后维系的根。所谓打倒‘四人帮’以后，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有一次契机，但是平了 ‘民主墙’，到‘六四’ ’时，重新重覆了这个故事。
“可以说‘六四’的桧声和‘红八月’打死第一个人，实际上意义是一样的，给大家的信号和它潜意识上的影响是相同的，就是吿诉人们，你只能做一个不说话的人，做一个奴隶。别的是假的，权力是真的，维护权力就是暴力。
“我们要重新反思‘文革’的打人和重新反思‘文革’的全过程，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看清现在我们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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