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知青文學”史略

第二篇 “知青文學”史略

(首播：2004年1月17日）

本篇訪問《中國知青文學史》作者和幾位“知青”作家、編輯以及評論者。

這些年來陸續有一些描寫“知青”人生經歷的文學作品出版，人們如何評價這些被稱為“知青文學”的作品呢？

劉小萌先生説：“看法也不一樣，大陸有些我的朋友，包括一些文藝界的朋友，搞文藝評論的甚至很有名的出版家，他們就認為真正的‘知青文學’現在沒有出現。”

主持人：“對這種説法您怎麼看？”

劉小萌：“我認為是比較極端的。因為他也同時指出了 ‘知青文學’的種種局限。我倒是有一個不同的看法，‘知青文學’起碼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走在我們‘知青史學’前面，許多應該由史學家來做的工作最初都是由‘知青文學’來展示的。例如東北‘兵團’知青的情況，尤其像鄧賢後來寫雲南‘知青’的《中國知青夢》，現在一般都是把它納入文學，他最早用了不少雲南‘知青辦’的檔案資料。這些工作本來應該由史學來做。

“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詩人食指肖像。

當蜘蛛网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佘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食指《相信未來》

“所以，不管他們文學作品有什麼局限，我覺得他們還是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因為史學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

“前年，大陸戲劇學院一位很有名的學者楊健，寫過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前年由工人出版社出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我覺得對研究‘知青史’很有價值的書《中國知青文學史》’就是把宏觀研究向專題研究的推進。我覺得楊健的書力度比較大。”



我採訪了《中國知青文學史》作者、中央戲劇學院敎授楊健先生，請他簡略談談他筆下的“中國知青文學史”。

楊健：“我覺得‘知青文學史’是‘知青史’的一個分支。我這次搞‘知青文學史’，從50年代‘知青文學’開始搞起，一直寫到2000 年。

“我把‘知青文學’分了五個階段。

“ ‘文革’前有個‘上山下鄉運動’，1953年到1966年，是第一階段。我們所知道的‘返鄉知青’、‘支邊知青’。

“中國原來是城鄉一體，城市可以自由流到農村，農村也可以很自由地流到城市。當年一個鎮裡就有師專，會有北大的學生到那兒去當老師。鄉村往城市流動也是非常自由的。什麼時候開始切斷？是1953年，國家有個‘城鄉分治’政策，開始有農村不能向城市流動的戶口政策。從這裡‘上山下鄉運動’才開始起來。所以我覺得，‘城鄉分治’政策的建立和‘上山下鄉運動’的形成是一個邏輯的關係。

“五、六十年代農村‘知青’回鄉，政府動員在城裡上了學的鄉村青年回鄉務農，建設農村，因為當時城市已經不能容納他們了。”

主持人：“這時候有些什麼‘知青文學’作品？”

楊健：“為了配合國家政策，出了一批‘回鄉知青’的文學。例如《我們村裡的年輕人》，寫‘回鄉知青’怎麼和復員軍人一起建立水電站。”

(插播：《我們村的年輕人》電影錄音，對白）
女：“你們好！哎呀，是開會啊。”
男：“素珍，你回來电！是不是回村參加勞動來了？”
女：“是啊。”
男：“中學畢業了吧？”
女：“畢業了。方林哥你好！”
男：“你好！”
女：“哎？這位同志是哪兒的？是縣上的？”
男：“你連他都不認識？高占武。高爺爺的孫子，前些時候剛從志願軍復員回來。在志願軍當過排長，還得過功臣獎章。”
女：“奥，是占武哥呀。老社長，從今天起我也是社員了。”
男：“怎麽？你不走了？”
女：“是啊，參加生產，跟你們一起幹活。”
男：“好啊，你想幹什麽？由你挑吧。”
另男：“算了吧，過些時候找個好對象啊，還不是跟著人家上城去了？”
(幕笑）
女：“在農村裡就找不上對象嗎？ ”（幕笑）
男：“呵，看樣子還想找個農民哪！”
女：“怎麽？農民就不能算人嗎？老社長，請你分配工作吧！只要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什麽差事我都幹。”

楊健：“這都是當時配合國家政策宣傳‘鄉村青年不要進城，好好在農村幹是有前途的’，出了很多這樣的作品。

“接下來就是60年代開始有‘支邊文學’，因為1958年‘大躍進’以後經濟衰退，城裡人不能就業，就開始動員‘知青’下鄉。所以這個時期又出了一批城市‘知青’下鄉的文學，例如《朝陽溝》。”

(插播：當時非常流行的豫劇《朝陽溝》中銀環的一段唱)
銀環：“農村是我們的廣闊的天地，千絛路我不走，選定山區……”

楊健：“這都是動員城市青年到鄉下去了。這時候重點就向城市‘支邊青年’轉移了，由於國家政策的需要。

“第二階段，作為‘知青文學’史的發展是‘紅衛兵’時期。尤其是中學‘紅衛兵’，他們在‘文革’中的文學活動奠定了他們下鄉後一些文學活動的基礎，後期影響很大，我就把它劃為一個階段。

“當時主要因為‘文革’，亂了，有些相對自由寬泛的發展階段，包括最後‘紅衛兵’運動過去，有一個反思。這個時期出了一批比較著名的作品，包括大家知道的，郭路生（筆名食指）的詩《相信未來》。”

(插播：北京文化工作者李恒久朗誦《相信未來》選段，此詩作於1968年）

當嫩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铺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露水，

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

我依然固執地用凝露的枯藤，

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

是的，相信未來，

這是最迷人的色彩。

是的，相信未來，

這是最温暖的乾柴。

我要用手指，那滾向天邊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陽的大海，

搖曳著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筆桿，

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朋友，堅定地相信未來吧，

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

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

相信未來，相信生命！

楊健先生評論説：“他反映了這一代人獨立的語言和思想開始產生，我覺得他的重要性就在於為後來‘知青’在民間的寫作奠定了一個基礎。

“還有就是‘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階段，1969年（或者説1968年）到1978年。這是‘知青文學’的主幹。

“‘知青’又可以分為兩個大的群體。

“一個是‘兵團知青’，集體的，有班排連管制的。例如內蒙‘知青’，到連級幹部是配現役軍人的。還有一部分是‘插隊知青’，在鄉村裡，管理是很寬泛的，很自由的。

“這兩部分‘知青’在文化上是兩個形態。

“在‘兵團’的是有組織化的，組織出面，組織他們創作。歌頌‘文革’、‘上山下鄉’、‘接受再敎育’……出了一些作品，湧現了一批作家。內蒙、東北、新疆‘兵團’都出了很多畫冊、詩選，都是有組織的出版。另一部分是‘插隊知青’，完全是各村各隊自由創作狀態，民間狀態。

“我覺得這是特別有意思的兩個群體，兩個不同的傳統。‘文革’結束後，在‘後知青文學’的發展，他們都同時產生一些作用，形成不同的發展方向。”

主持人：“剛才説的第三階段劃到‘文革’結束後，大批‘知青’返回城市的1978年，再後來的階段是怎麼劃的？”

楊健：“是‘文革’結束後到‘新時期’階段，國家轉型又有‘後知青文學’，梁曉聲、張抗抗……他們很多作品都是在‘新時期’以後創作的。80年代以後有‘政治改革’，開始建立我們現在説的意義上的反映以‘知青’生活為主題的文學潮流。主要反映在城市為了生存，‘知青’返城後要表達自己的話語，形成一批小説。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梁曉聲。”

主持人：“您怎麼看梁曉聲的‘知青文學’作品？”

楊健：“我覺得他是作為‘官方話語’的一部分出現的。”

我採訪了現在在北京的著名作家，曾經在黑龍江當過多年‘知青’的梁曉聲先生。

主持人：“前幾天中國一些人紀念毛澤東冥誕110周年，有些文章也有些活動，對於正值毛澤東在‘文革’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35周年，對於‘文革’中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您最近看大陸報刊上有沒有人提起？”

梁嘵聲：“好像沒有。”

主持人：“能不能請您回顧一下一直以來您寫的有關‘知青’的主要作品？”

梁曉聲：“短篇寫了《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1982年短篇小説獎。中篇寫了《今夜有暴風雪》，獲1984年中篇獎。長篇寫了《雪城》上、下集，100多萬字，寫到了 ‘知青’返城後的經歷。嚴格説，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知青’在農村的那種生活經歷了。其中有50萬字寫到返城之後，重新尋找工作、組建家庭這樣一些人生經歷。接下來又寫了 70萬字的《年輪》。

“最近我在整理出文集，就發現我的短篇差不多都是以‘知青’生活為題材的。但是中篇相對別的篇目多些。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我書中的主人公男女逐漸由青年轉換為中年男女。我筆下的中年男女都會有‘知青’生活的經歷。當然在現實生活中，現在這一代人都快成為社會的邊緣人了，都已經快60歲了，最小的年齡也在四十五、六歲，像我‘文革’老初三的，五十四、五歲了。”

主持人：“《中國知青文學史》作者楊健先生認為，您的知青文學作品是作為官方話語的一部分出現的，您自己怎麼看呢？”

梁曉聲：“假如我所有的作品，包括獲獎作品、或拍成影視影響比較大的作品，如果今天再重寫的話，狀態和當年是不一樣的。

“在80年代，一個思想最解放的人、主張‘思想解放’並且希望推動思想解放的人，他關於‘思想解放’所發表的話語放在今天來看的時候，你都會覺得其實還有很大很大的局限性。但是當時的言語可能已經説到了允許的極限。

“我覺得我當時寫小説也是那樣。因為這些作品，就説我獲獎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能不能評獎的時候也引起爭論，也有人激烈地反對，因為那裡邊寫到‘知青’的死亡。《今夜有暴風雪》也是受到很大爭論，甚至首發它的《青春》刊物的主編都準備發完這篇也有可能被撤職，説‘撤職我也要發這一篇’。這兩篇作品後來在拍成電影的過程中，拍到一半都同時下馬。例如這兩篇作品拍成的電影和電視劇就從來沒有在我所生活過的黑龍江‘兵團’放映過。”

主持人：“您知道什麼原因嗎？”

梁曉聲：“我當時所在的‘兵團’後來改成農墾總局是禁止這兩部電影去放映的。在當時寫到那種程度已經是這樣了，它的獲獎是一種僥倖。例如《雪城》拍成電視劇的時候遲遲不能播放，那是後來開了個研討會，由於‘知識青年’這樣那樣的強烈要求，才播放。

“當時在創作上有一種説法叫‘在鋼絲上跳舞’、‘打擦邊球’，要不你就説‘我寫好了放在抽屜裡’。”

主持人：“現在您還寫‘知青文學’作品嗎？”

梁曉聲：“我真的不願意大家去思考問題、搞文化的時候沉湎在‘知青’裡邊，再説多麼多麼的深刻、重要，還能深過‘文革’本身嗎？我倒恰恰覺得對‘文革’本身思考還遠遠不夠，值得梳理的許多都遠遠不夠。我覺得把‘知青’作為‘文革’的一部分，我還是願意多思考‘文革，。”

楊健先生繼續回顧《中國知青文學史》，談他所劃分的“五個階段”中後兩個階段。

他説：“ ‘新時期’是1978年到1989年；還有‘後新時期’，1990年以後‘知青文學’又有一些發展。”

主持人：“這兩個階段的作品您比較關注的是哪幾部？”

楊健：“我覺得是岳建一編的一套《知青民間備忘文本》，他出了一批，就是以民間立場、個人立場，私人敘述紀實性的一些作品。

“我覺得比較好的作品就是《血色黃昏》，隨著歷史的發展，大家會越來越意識到這本書的重要性，它是個百科全書。”

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被楊健先生稱為“百科全書”的小説《血色黃昏》的作者、現在北京的老鬼，他的本名叫馬波，15年前是《法制曰報》編輯、記者。

主持人：“請問您的小説《血色黃昏》是哪一年出版的？”

老鬼：“1987年吧。”

主持人：“您現在做什麼工作？”

老鬼：“我沒什麼工作，‘六四’以後被開除了。”

主持人：“在《血色黃昏》之後您又出版了《血與鐵》，您現在就是專心當您的作家？”

老鬼：“在家裡坐，就是作家。（笑）”

主持人：“請講講您當初寫作《血色黃昏》的緣由或動因？”

老鬼：“我們這一代‘知青’非常坎坷，‘插隊’的和‘兵團’的還不大一樣，‘兵團’的更坎坷。因為‘插隊’的生活很苦，但是政治上還比較自由。‘兵團’特別‘突出政治’、‘緊跟形勢’，所以什麼事都發生過。我自己就是個例子。是因為‘一打三反’就給抓起來了。我們團抓了三個，都是‘知青’。”

主持人：“您在《血色黃昏》中寫了這些。您怎麼想到把這些事寫進小説？”

老鬼：“因為我寫申訴狀寫了好幾年，我的事能倒背如流。我就把這個申訴狀擴大豐富、精雕細刻。”

主持人：“您當過‘知青’也寫過‘知青’，對現在看到的這些‘知青文學’怎麼看？”

老鬼：“哎——（長歎），反正有時候我就覺得有點太沉溺於過去了，那不行。其實我現在自己就是在沉溺於過去，因為，我覺得過去有些事現在還沒有説完呢。例如説‘文革’中好多事，我就覺得，你要不説出來年輕人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覺得有責任有義務寫出來。”

楊健先生對老鬼的小説《血色黃昏》作了這樣的評價：“這部小説很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內蒙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不是簡單的跟自然鬥爭，反映了 ‘文革’社會的複雜性，‘知青’的很多苦難都是社會體制造成的。

“長篇小説比較重要的還有就是王小波寫的《黃金時代》，我覺得這是文學成就很高的。接下來我想推薦的是逍遙，一位女士，內蒙知青寫的《羊油燈》，我覺得很值得一讀，非常真實，屬於自傳性長篇小説。”

小説《羊油燈》的作者逍遙女士現在住在北京，她原在國家工商局工作，已經退休。我請逍遙女士談談《羊油燈》的成書經過。

逍遙：“本來這段事情已經跟大家似的被遺忘了。後來呢……這還是應該感謝我的一個好朋友李楠。其實我們這套書的很多作者都是她把我們組織到一塊兒的。我們這段生活她都比較瞭解。她説‘你們一定要寫出來’。

“我本來還不想寫，我説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因為有的事情回憶起來比較觸動靈魂，比較傷心，就不要提了。後來李楠就跟編輯岳建一做我的工作。李楠説，你就寫一段。岳建一編了一本《知青情戀報吿》，李楠在其中寫了一篇文章。李楠説讓我寫，我就對付她，寫了幾千字。

“岳建一看後，特意給我打了電話，談了兩個小時。他説‘這是歷史，歷史是不應該被遺忘的，人活著有責任’。他一提‘歷史’、‘責任感’就比較打動我了。於是我就答應他‘行，我寫’。我就用了一年多時間，寫出了《羊油燈》。”

主持人：“您覺得寫得怎麼樣？”

逍遙：“總的來説現在我覺得比較遺憾。我當時沒有特別認真地把這些東西好好理清楚，寫得比較糙，所以有點對不起讀者，甚至也對不起我那段歷史。但總的來説，還是把那段時間寫清楚了，這點還是比較好的。而且從這個事情，後來我又開始寫別的，也都是關於歷史上的這些事情。”

主持人：“又有發表的嗎？”

逍遙：“沒有。人家説不大符合‘主旋律’。但是我覺得這些歷史如果被人遺忘，對現在年輕人提起很多過去的事情，他們都不知道，我覺得我們有必要特別把年輕人不知道的歷史寫下來。也希望過去的這樣的日子不要再重現。”

楊健先生評價逍遙的小説《羊油燈》：“這位內蒙‘知青’寫的這部書，在這套書(《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叢書)》，中國工人出版社，責編岳建一）中比較有代表性、比較真實的一種個人記錄。我覺得和梁曉聲早期的創作不太一樣。

“還有就是陝西‘知青’寫的一套圖文並茂的叫《守望記憶》，也相當不錯，反映了 ‘知青’要寫真實歷史的願望。”

談到這些年中國“知青文學”的出版，《中國知青史》作者之一劉小萌先生説：“我要特別跟你推薦一個人，岳建一，他的貢獻非常大。他的貢獻我想將來可能不單是這個‘知青’題材，好多想法大家都一樣，就是來剖析那段歷史、那時的社會。我們都是體制內的人，可是他作為一個出版家，從剛開始到現在有十幾年了，我個人認為他一直是走在出版界的前頭。

“例如一些很有影響的思想解放的，或者説思想性比較強的、批判力度比較大的書，都是出自他的編輯。最早老鬼的《血色黃昏》，《中國“左”禍》（文聿著），前些年還編過《中國知青情戀報吿》，那個相對來講……當面我也跟他説過‘糙了點’（笑）。後來他編得比較好的就是關於‘知青’的，出過兩集了，每集有5本，其中包括小説、回憶等的《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叢書）》，真實反映歷史，特別強調真實。

“我寫過書評。從文學角度講，文學水平並不高，價值就在於歷史的真實。他把那種非常真實、非常觸目驚心的歷史吿訴給世人。對將來研究這段歷史，讓更多的中國人，包括海外的人瞭解這段歷史，都非常非常有價值，這是他特別大的一個貢獻。包括楊健的書，也是他出的。

“後來為這個，官方對他的出版很不滿意。有個東北的‘知青’……我也挺感動的，跟我説寫了一部稿子，就把稿子寄給岳建一，在信上還是電話上跟岳建一説‘正是因為他們現在封禁你，我才把稿子寄給你’，就是作為一種支持。

“岳建一真是非常不簡單。”

出版家岳建一先生早在5年前就接受過“心靈之旅”節目採訪。在“文革”大規模“上山下鄉” 35周年的時候，我再次採訪了岳建一先生。

回顧這些年來他見到的有關記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圖書資料，曾經當過“知青”的岳建一先生十分感慨。

岳建一：“實際上大概有將近20多年了，我一直在收集‘知青’的圖書，大概現在有數百種，資料也有上千萬字，整個的感覺是非常失望的。我覺得更多是那種懷舊式的、自戀式的，這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面對這樣一場大的災難，我們民族幾代人，特別是知青這一代，經歷這樣一場精神的浩劫，空前絕後的精神滅絕。我們作為過來人，僅僅是那種懷舊式的、回顧式的，甚至是自戀式的，夠嗎？

我們是不是愧對這樣一段生命經歷？我們是不是太蒼白了？”

主持人：“請問您怎麼評價這些年來出版的‘知青文學’作品？”

岳建一：“我認為中國只有知青集體的喪失記憶，當然極少量的像《血色黃昏》、《無人部落》、《大祈禱》、《中國知青夢》為代表的極少數作品除外。絕大多數‘知青’的文學，我認為不過是在顛覆常識和歷史。因為作者們不能夠直面真實的歷史，真實的自我，真實的靈魂，以及靈魂的處境。”

主持人：“據您看為什麼會這樣？這裡邊到底有什麼問題？”岳建一：“因為奴性浩浩蕩蕩地淹沒了人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知青文學’ ？所以認為，比‘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悲劇更為慘痛的悲劇就是我們集體地喪失了記憶，我們集體地沒有產生回顧那樣一段歷史的應該具有的、相適應、相稱的文字。在今天這樣的時刻，我們應該把這樣一種想法吿訴我們的後人。

“這是我在毛澤東‘文革’時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35周年這樣一個日子的一種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