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科學家許良英敎授回首滄桑

第六篇 科學家許良英敎授回首滄桑

(首播：1999年4月24日）

【許良英先生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敎授、研究員，現已離休，住在北京。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多年來致力於在中國爭取人權、推進民主進程的獨立知識分子。
“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通過越洋電話採訪許良英敎授，聽他講述70多年的人生故事。】

許良英：我的學生時代

張敏：許敎授，可不可以請您先談談您少年時代的經歷？人早年的體驗往往對一生有影響，我們能不能從這裡談起？

許良英：可以。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半山區一個農村裡，我們那兒風景好，山清水秀。我父親作一點木炭生意，家裡有20多畝地，

在我5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靠我母親做點小生意，混個溫飽。小學六年級我就開始看報紙，那一年美國發明電燈的愛迪生死了，當時對愛迪生很崇拜，想長大以後也學他。初中畢業，家裡窮，要麼讀師範，或者去

許良英肖像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提著腦袋斡革命，為了建立新中國。但是，想不到我們後來得到的是這麽一個國家，我非常沮喪。”（許良英語）

杭州考浙江大學的高工，就是工業職業學校，結果，師範和高工我都考取了，就上了高工，學習電機工程，這是1935年。

1937年抗戰爆發，先是杭州淪陷，後來學校解散，我們還差半年沒有能畢業，我就回到老家。當時心裡很難過，很消沉，就自己讀書。我有幸讀到了一系列介紹20世紀最新科學發展的書籍，包括相對論、量子論一類的書，讓我驚喜而狂熱，特別愛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觀》一書，是我高中時買的，這本書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改變了我的世界觀，我下決心要學物理，就考到浙江大學物理系，那時浙江大學已經搬到廣西，我1939年初去了廣西。

張敏：您讀了愛因斯坦的書，而且説這改變了您的人生觀，書中哪些東西給您印象最深？

許良英：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是他談到國家和個人的關系。過去我們都認為，國家是最高的，個人應該服從國家，中國人受的敎育一直是國家至上。愛因斯坦不是這樣的，他説，“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從，而我們不應該作為國家的奴隸”。還有愛因斯坦對真、善、美的追求，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説：“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

進大學以前，我就已經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對共產黨一直有好感，對國民黨不滿。不過，我當時是把共產黨看作如同“水滸好漢”那樣的人，但我自己沒有想到要去幹革命，我是很膽小的。

到20歲以後，就發生了變化。1940年，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浙江大學遷到了遵義，那是共產黨的遵義會議剛開過5年以後。地主官僚荒淫無恥，社會的黑暗和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使我覺得中國必須革命，思想就開始變了。1940年以後，我決心去搞革命，政治活動我不行，可以搞搞理論。到了 1941年發生皖南事變，出現白色恐怖，就激起我的革命義憤。我就從搞搞理論，轉到了搞實際的革命，下決心要成為職業革命家。當時，浙江大學沒有共產黨，我想畢業以後去找共產黨。

許良英:從1946年加入共產黨到1957年“反右”，從很左，到“極右”

許良英：我的老師王淦昌是一位很有名的物理學家，他後來成為中國的原子彈專家。上大學一年級時他認識我，我們關係很密切，他是我一生的恩師，每當我碰到困難的時候他都幫助我。他去年12月去世了，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現在還沒有發表。我畢業的時候，王先生要我做他的助敎，他對我説，“你這個人有三個特點應該做學問：一是誠實，二是理解力強，三是有創造性。”我聽了當然很高興，但是，我不能跟他説我要去搞革命。為此我追求了五、六年，到1946年9月，我在重慶《新華日報》館加入了共產黨。

張敏：加入共產黨以後，您投入哪方面革命工作的呢？

許良英：1946年浙江大學遷回杭州，我公開的職業還是做浙江大學的助敎，實際從事地下黨工作。

1952年我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實際上是做出版檢查官，也管一個刊物，叫《科學通報》，並負責科學院的對外宣傳工作。幹到1955年，發生了 “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其中有一個成員方然，入黨是我介紹的，我就被審查了差不多1年之久。這時候，我就還是想回去搞科學思想史，以及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的研究，到了哲學研究所。

1957年開始搞“大鳴大放”，那時候，我是很左的，毛澤東講的話我都相信，對共產黨我也沒有意見。舉個例子，那時候我們研究所裡有人提出，科學院裡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領導內行”，我當時就説，這個意見是反對黨的領導。可是，6月8日的《人民日報》提出要反對“右派”，我想不通，我説，明明是我們反復動員人家提意見，意見提出以後，卻把人家當敵人，這是失信於人民，我們還做什麼工作呢？

大概一個星期以後，我就成了科學院的一個“右派”，8月1日科學院舉行了一次全院大會，批判我，我就成了 “極右分子”。我被迫回老家當農民，作了 20年農民。從1940年開始，到1957年，是我一生的第二個階段，是我革命的時期。

許良英：被迫回老家當農民，失去公職20年

張敏：請講講您回到農村時的心情和您的處境。

許良英：我這個人很愚蠢，是書呆子，對共產黨和毛澤東都很迷信。毛澤東書上説的我一直相信，《人民日報》上的東西我也相信，因為共產黨不能講假話嘛。回到農村以後，那個時候“大躍進” 了，説一畝水稻田可以長出十幾萬斤稻子。《人民日報》也登了照片，我就向農民宣傳：小孩子都能夠坐在稻子上面。農民不信，我説都登了報了為什麼不信？

在農村，我認為自己過去一直沒有勞動過，勞動勞動也好。還有一個思想就是覺得，中國農民過去是半年糠菜，半年糧，我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我過過也很好。“大躍進”以後，有些地方餓死人了，我們那個地方沒有餓死人，還是風調雨順的，但是糧食還是很少，一個月每人只有20斤，有時是十幾斤。我這個人迂腐到什麼程度呢，我當時認為，這也很好，給我補補課，過過苦日子，有好處。所以，我一直思想是很通的，根本沒有反感。

“右派”屬於“階級敵人”，黨籍開除了，公職也沒有了，我就靠掙工分過日子的。當時我還想，好好勞動，今後爭取重新加入共產黨，我就是這麼愚蠢。我還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買來重新讀，一共有39卷我都買齊了通讀。《列寧全集》買到二十幾卷，也都看了。

《毛澤東選集》我看了 5遍。我覺得也有好處，至少我對馬克思主義有發言權了。我在1961年就摘了帽了，成了 “摘帽右派”。

1962年，中蘇論戰，毛澤東要當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中宣部提出，要批判全世界反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要把一些著名科學家的哲學思想翻譯出來，供批判之用，我就自吿奮勇，接下了編譯愛因斯坦著作的任務。

張敏：在哪裡作翻譯工作？

許良英：在老家農村，我從北京借了很多有關愛因斯坦的書，然後回老家搞翻譯，我一共譯了 3卷，中間又找了三、四個朋友合作，當然是以我為主，這些工作我是在農村做的。

張敏：那時候，您還要務農嗎？

許良英：在動手編譯《愛因斯坦文集》以前，出版社把我一部關於物理學哲學的舊譯稿拿去出版，給了我一筆稿費，我就用稿費向生產隊買工分。從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我基本上沒有勞動。

許良英：妻受連累被開除黨籍、被迫離婚16年後復婚

張敏：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的家庭情況、家庭生活？

許良英：我的夫人叫王來棣，浙江大學1949年畢業，她1947年加入共產黨，在我領導下工作，我們認識了。但是那時候我使用的是假名，她不知道我的真名，也不知道我是浙江大學的。1949年我們結婚，有兩個兒子。

1957年我成了 “右派”，有一個很慘的情況。就是1958年3月通知我去黑龍江“勞改”，我説:我有嚴重的關節炎，到那邊會凍死的，讓我回去和我愛人商量商量。他們説：不用商量，今天下午就必須決定，我們不強迫你，如果不同意，你就去自謀生路。我就説：那我就自謀生路。

回到家裡，我愛人心裡難過，就哭了。那時候，她已經懷孕10個月，馬上要生產了，她哭了好幾天，孩子就死在了肚子裡，是一個女孩，送到醫院，孩子拿出來以後，她回到家裡，馬上就被開除了黨籍。因為她允許我回家，被説成包庇我，被整得很慘。原來她做的工作是研究共產黨的歷史，也不允許她繼續做了。我覺得我不能再呆在北京，避免影響我的愛人和兩個孩子。

我一個人回了老家，她在北京帶著兩個小孩，也是很苦的，她的工資比較低。我回農村，家裡還有老母親，是地主成分，我要勞動養活她，我母親1973年去世。

我和愛人一度不得不離婚，後來又復婚了。我們1962年離婚，一直到1978年我回到科學院以後複婚。我在農村和老母親一起生活，後來，在杭州工作的弟弟也回鄉了，他也被劃成“右派”。

許良英：文革中挨批鬥，喝雨瓶“敵敵畏”自殺未遂，認識“文革”騙局

張敏：您能不能講講您在農村從事的翻譯、研究工作和您在農村的遭遇？

許良英：我在農村主要就是翻譯愛因斯坦的東西，一共3卷，到1976年出版。文化革命的時候，毛澤東的號召我也是擁護的，我也積極參加當地的造反運動。但是，因為我是“右派”，我只能幫助造反派寫大字報，我當時就像地下黨一樣，秘密幫助他們寫。1968年浙江大學又把我抓回去審查了 10個月，然後把我又送回到老家。但是，我老家當地的臨海縣城西區革委會還是不肯放過我，要開全區萬人大會批鬥我，那是1969年9月，批鬥大會的前一天晚上，我喝了兩瓶“敵敵畏”，馬上就失去知覺，被送到醫院搶救了 12個小時，蘇醒過來。

張敏：在您醒來之後，是什麼心情？

許良英：我就是覺得冤枉，當時我對共產黨也沒有多少反感，只是想，是當權派們不好，毛澤東、共產黨還是好的。我想我一生搞革命，僅僅是反對“反右派”的決定，只錯了一個星期，為了這一個星期，我已經改造這麼多年了，他們還要批鬥我，我感到沒有希望了，就是死了，我也不後悔。

1973年底，商務印書館要出版我們譯的《愛因斯坦文集》’讓我去北京，完成編譯出版工作。那時候，北京正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1974年我的思想發生了轉變，我到北京，親眼看到了什麼是“批林批孔”運動，批林當然是批林彪，批孔卻是批周恩來，看到江青、毛澤東的種種表演，我恍然大悟，原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騙局。

報紙上天天講假話，欺騙人民，我非常反感，覺得中國搞的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需要第二次革命。當時，甚至還想找一些人搞武裝鬥爭。以後，我又回到老家。

許良英：打倒“四人幫”後覺得共產黨還有希望，我在“清污”中又受批判

許良英：到了 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時候，我又在北京，當時是繼續搞愛因斯坦的東西。

“四人幫”打倒以後，我覺得共產黨還有希望，特別是胡耀邦出來以後，提出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鄧小平提出的，而是胡耀邦提出的。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很徹底，他這個人比較開明。我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是1976年出版的，1977年有人吿訴我，胡耀邦在一次共青團代表大會籌備會上説，“我最近買了一本書，書名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對我啟發很大，希望你們也讀一讀。”當時參加會的一個人就把這話吿訴我了。以後，胡耀邦當了中央組織部長，有個在組織部的朋友也吿訴我，胡耀邦在中組部向幹部推薦《愛因斯坦文集》。我1978年回到科學院，當時，我還沒有平反。

胡耀邦在1980年擔任總書記的時候，要求科學院給中央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正副總理開科學技術講座，一共講了 5課，第一課就是科學史，是由當時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講的，講稿主要是由我寫的。我在講稿中寫道：200多年的歷史經驗吿訴我們，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隨後，我又發表論文，加以充分的論証，我的文章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中受到批判。

許良英：10多年沒見孩子，雨個兒子爭氣，髙考後直讀到博士

張敏：請問您的太太和孩子是不是一直在北京？您見過孩子嗎？

許良英：我太太一直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也已離休。我的兩個兒子比較爭氣：大兒子初中讀了兩年，就文革了，第二年，他主動要求到黑龍江建設兵團去，還帶去好多書，包括馬列的、毛澤東的。1970年，他在“一打三反”的時候被打成“反革命”，搞得很慘。

1975年，我曾經約大兒子到杭州見面，我都不認識他了，前後有10多年沒見面，我發現他比我更早識透了共產黨。

他堅持自學，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別人考大學，他考研究生，

1978考到清華大學，做研究生，搞計算機和機械工程，畢業以後，進入計量和技術經濟研究所，工作兩年之後，到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他1984年出國，1991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現在在倫敦經濟學院敎書，他叫許成鋼。英國BBC廣播電台經常採訪他，讓他談有關中國經濟的問題。我的小兒子15歲就勞動，當了工人，恢復高考，他考上大學，後來也獲得了博士學位，現在中國水利科學院搞水壩設計。

許良英：馬克思最大錯誤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張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逆歷史潮流

張敏：您説在70年代時，您認為中國共產黨搞的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不是説您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

許良英：當時是的，但是，後來改變了，經過認真地研究，我覺得馬克思主義有問題。1988年，召開了一次全國現代化理論討論會，有300多人參加。在會上我講，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並不是有人説的，在有關市場經濟、貨幣問題上，這些是次要的。馬克思最大的歷史錯誤就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張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自己説，他一生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階段。恩格斯認為國家就是暴力，有國家就沒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需要國家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理論就是重複了恩格斯的話。我説，18世紀以來，民主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可是，馬克思在19世紀卻提出要專政，反對民主，這是逆人類歷史潮流而動的。

我們批判毛澤東，説他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其實，這種思想來源於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開頭就説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都是講階級鬥爭。俄國、中國搞不好根子都在馬克思，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基本論斷是錯誤的。

許良英：我有責任讓年輕人瞭解，中國需要民主，要結束一黨專政

許良英：胡耀邦還在的時候，我覺得中國共產黨還有一線希望。

1981年鄧小平第一次搞“反自由化”的時候，胡耀邦就説過，我們不再搞整人的政治運動。有人問，你能不能擔保不再搞政治運動？胡耀邦很坦率地説：“我不能擔保，因為我不能保証我自己的地位”，這話我聽了很感動。當時，我就講只要胡耀邦的地位不變化，中國共產黨還有一線希望，否則，中共沒希望。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台，我就絕望了。

1979年我恢復黨籍，感到很沉重，因為黨已變成這個樣子。宣布改正我“右派”的消息，大家鼓掌祝賀我，我説，沒有什麼好祝賀的。有的“右派”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説共產黨給他改正了，感謝黨給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我沒有這個感覺，我的政治生命不應該失去，沒有道理。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提著腦袋幹革命，為了建立新中國。但是，想不到我們後來得到的是這麼一個國家，我非常沮喪。

不過我青年時代建立起來的人生觀沒有變，這就是做一個為社會獻身的正直的人。我過去因為迷信共產黨，蒙蔽過一些年輕人，現在我醒悟過來，我有責任讓年輕人瞭解，中國需要民主，要結束一黨專政。

有人説我這麼大年紀，應該明哲保身、安度晚年，我不能接受這種勸吿。

許良英：聯名發起“反右運動”30年歷史討論會、聯署1989年致鄧小平公開信

張敏：請談談這些年您是怎麼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努力，以及在1989年“六四”前後您的經歷，好嗎？

許良英：好。前面我講過，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中，我已經被列入了受批判的黑名單。

1986年11月，方勵之找到我，説1987年是“反右運動”30周年，應該搞一個“反右運動”的歷史討論會，由我、劉賓雁、方勵之3人聯名發起，那是在我家裡討論決定的。當天下午，方勵之就應邀到上海幾所大學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民主和改革的的講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隨後出現了各地學生上街遊行，鄧小平迫使胡耀邦辭職，開除方勵之等人黨籍，我們這個“反右”歷史討論會當然也不准開。

當時，開除了 3個人的黨籍，有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其實是鄧小平錯把我的名字説成了王若望。後面還計劃要開除十幾個人，我首當其衝，後來鄧小平發了慈悲心，暫不開除了。

1988年底，我又提出，1989年是“五四”運動70周年，法國大革命和人權宣言200周年，我們應該搞一個民主思想啟蒙運動。

1989年1月，方勵之發表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我和老同學施雅風商量，要效法“公車上書”，推動中國民主改革，我起草了一封致黨中央的信，提出四方面要求：

一、政治改革要與經濟改革同步，建立民主監督機制，反對腐敗。

二、保証公民自由權利，首先是言論、出版、新聞自由。

三、釋放因為言論被治罪的人。

四、重視科學和敎育的發展。

當時簽名的人有42人，絕大多數都是很有成就的科學家，由我的老師王淦昌和錢臨照先生領銜，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這麼多科學家聯名發表政治見解。

那時候，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態度還比較好。這封信被“美國之音”廣播之後，科學院開了會議，黨委書記傳達中央講話，説我們的信內容沒有問題，不要給簽名的人壓力，不要找簽名的人談話。以後，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特別找到我和我愛人，還有施雅風談話，談了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他説，你們有意見盡管講，我們就放開來講了很多，我們覺得當時中央還是比較開明的。

想不到到了 “六四”，變成了這個樣子，是鄧小平和李鵬的責任。四、五月間運動起來時，學生們搞起活動以後，我心臟病很厲害，遊行我都沒有去。在胡耀邦去世以後不久，公安部有個內部通吿，説要監控109個人，其中第一名是方勵之，第二名就是我，第三名是王若水，第四名是蘇紹智，第五名是于浩成，第六名是李洪林……。胡績偉、于光遠、嚴家祺他們都在名單之中。

那時候，有人勸我躲一躲，我説“我不躲，我准備為中國民主事業做個譚嗣同吧”。

許良英：“六四”屠殺，鄧小平對人民幹了世界史上最凶殘絕倫的事

張敏：能不能講講您在1989年“六四”時的心情？

許良英：好。“六四”以前，北京人有100萬上街遊行，支持學生的反腐敗爭民主運動。“六三”晚上到“六四”早上，無數學生和市民在長安街上遭屠殺，我們中關村距離城裡有將近20公里，聽不到檜聲。“六四”早上我們住的樓下就有人在議論，路邊一輛三輪車上有被打死的一個9歲的小孩，大家都很氣憤。我也下了樓，當時人們説大約有幾千人被打死，受傷的有上萬人。

當時我感到，如果戒嚴部隊來到中關村，也會殺人，方勵之已經被指責為黑手，我就勸方勵之逃走。我因為在黑名單中名列第二，覺得自己也可能被捕。我過去曾經提著腦袋幹革命，現在我准備好去坐監牢，在牢中絕食而死。

當時，有香港記者電話採訪我，我説，中國進入了黑暗時期，即使國民黨也沒有這麼狠毒，鄧小平對自己人民幹了一件世界歷史上最凶殘絕倫的事。

張敏：許敎授，您還有共產黨黨籍嗎？

許良英：1989年“六四”以後，我們研究所黨委書記到家裡來，吿訴我要進行黨員登記。我問“黨員登記是不是要表明，與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黨中央在‘六四’開檜殺人，就是殺我的頭，我也不會同意”。他説“不談這個問題”。

在共產黨支部討論的時候，大家説我是好共產黨員，因為我能堅持真理，為人民利益敢於説話。但是，在發登記表的時候，沒有發給我，他們説，這不是科學院的意見，是上面決定的。就這樣，我沒有登記。

許良英：“六四”後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等，參與人權呼籲

張敏：八九“六四”以後，您又參與了哪些爭取人權和民主的活動？

許良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有人組織了筆談“展望10年後的中國”。我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我説，現在光搞經濟是不行的，就像是拐了一條腿，原來的那些問題都還存在，將來會出大亂子。我還講，如果説經濟搞好了，就什麼都好了，那希特勒搞得最好。納粹上台的時候，德國經濟發展得就很快，何況希特勒也搞的是“社會主義”，這樣説，我們應該喊“希特勒萬歲” 了。我的這篇文章，使得發表這篇文章的那期雜誌被查封。

此後，我還發表了一些有關人權的呼籲。1994年二、三月，當局到處抓人，我和六位知識分子聯合發表一份《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書》，不是什麼“上書”，而是公開的呼籲，我們認為，不改善人權狀況，所謂“現代化”都是假的。結果，我被軟禁在家裡，三、四天不能出門。

1995年5月，我又發起了《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的呼籲書，請王淦昌先生領銜，簽名人有老、中、青知識分子45人，這個呼籲在國際上有很大反響，各國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有1120人簽了名，其中有1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鄧小平死後，我提出，當政者應當從鄧小平設置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不妨學習台灣蔣經國，開放報禁、黨禁，結果台灣國民黨現在還是執政黨。如果中共當權者執迷不悟，難逃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尼的蘇哈托那樣的下場。

今年3月，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八九” 10年感言》，記述了自己多年來對中國民主化道路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的思考，這裡不必重複了。

許良英：我家電話被竊聽或切斷、記者來訪受阻，我仍在研究民主歷史和理論

張敏：近年來您在中國投身於呼籲人權、民主的活動，請問是否受到當局的壓力？

許良英：壓力是一直有的。這10年來，我們家的電話一直被竊聽，有時被掐了。每當有西方首腦訪華，或者開什麼會議等等，我們樓門總有警察守衛，不讓記者來訪問我，盤問所有來看望我的人，有的甚至被拘禁幾個月。1994年3月，我自己也曾經在家裡被軟禁3天，看來當局是把我當作敵對分子對待了。今年2月起，他們稍有收徵，可能是由於中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得不有所顧忌。

張敏：您今年已經79歲了，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的日常生活、工作？

許良英：我現在身體不太好，但是天天锻練。每天主要的就是研究民主的歷史和理論，在這方面，我已經搞了十幾年了。我也在寫有關民主歷史和理論的書，我是和我愛人王來棣合作，要出書大概還要幾年。